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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建設，辦幾件事就可以令人滿足的，朕之初意，俟養民之政漸次就緒，閭閻略有盈寧之象，則興行教化，易俗移風，庶幾可登上理。豈封疆大臣，能辦地方一二事，遂足以滿朕之望乎？

朕日以皋夔稷契望天下之督撫，天下之督撫。亦當以皋夔稷契自待。不可識見短淺，過自匪薄，徒沽名譽，徒邀嘉獎，為言官之所輕也。＇13＇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上諭：本朝政治清明，並無歷代之弊（如女寵、宦官、權臣、強藩等），昔人謂持盈守成，艱於創業。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夫振綱紀，修制度，可謂有法矣。然此特致治之具，而未可為根本之圖。……（我國家）內無詖謁之女寵，干政之宦官，朝無擅權之貴戚大臣，外無擁兵之強藩巨鎮。凡歷代以來，所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無其人、無其事，抑且無畿微之萌蘗。

出現這種情況，乃是因為康熙以來，連續出現幾個“英主”，設若將來遇到“庸常之主”，國是豈不“必致凌替”？——這正是朕心中之隱憂，由此以觀，數十年來，惟恃皇祖皇考暨於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謹操威柄，是以大綱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體萬事而周八荒，則國是必致凌替矣。此實朕之隱憂，而未嘗輕以語群工，亦終不能默而不以語群工也。

所以，此時“回覆三代”，建立“萬年不拔之基”，方是“根本之圖”，今國家當太平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後，所以立萬年不拔之基者，誠不可不及是時而加之意也。……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師其跡師其心。為之有其漸，施之有其方，實非不可舉之政。……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假令畏難圖便，晏然自謂已治已安，則禍患即已潛伏，不可不懼也。＇14＇

仍在堅定的宣示他的決心，甚至不惜出以危言（禍患潛伏，不可不懼）；“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師其跡師其心”一句，更表示出具體的操作方針，非“泥古不化”者可比。

此際除御史朱續晫外，還有一些重臣表達了對“迴向三代”的支援態度（儘管這仍不能讓皇上滿意）。乾隆九年二月乙丑仲春經筵，大學士鄂爾泰等奏曰：

皇上精一執中，繼唐虞之道統，尊崇正學。一天下之人心，……天德王道，備於是矣。＇15＇

十月庚午，幸翰林院。上舉十八學士登瀛洲事，顧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曰：

卿等無�Х慷牛�穗薷ゴ�鋪�詼��

二臣惶恐避席，奏言：

陛下上法堯舜，過唐太宗遠甚。臣等譾劣，亦思孜孜日贊，少效交修之責。然限於才力，�С齜慷畔攏�懈菏ペ汀＃�16＇

但在我們面前，還有不少問題需要探討：清代乾隆朝這一次“迴向三代”，有沒有他的“謀主”？從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來，與漢代、宋代頗有不同，這次行動並非由臣下（或所謂名臣、名儒）發動，但在皇帝背後，是否還另有“策動者”或特別值得一提的人物？＇17＇在官僚集團內部，是否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支持者團伙，以作為政策推行的中堅？曾否出現對立的幾個政治派別，甚至造成官僚隊伍的分裂，……等等。顯然，這些都不是所謂張（廷玉）、鄂（爾泰）黨爭一類的區分所能說明的了。

而出於種種原因，到乾隆九年以後，就很少談及“迴向三代”之事了。如果我們將其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作一對比，就不難發現，事情已有了很大改變。＇18＇

到乾隆後期，皇上更閉口不談他的糧政努力，不談回覆三代，反而把“西師”和“南巡”當作了畢生的兩件大事。這樣做也許有著他的原因，或是難言之隱；但當事人不瞭解其行為的意義，在歷史上並不稀奇（充分了解幾乎就不可能）。當然，“迴向三代”的未能成功和這一件事的複雜性，也使他沒什麼好誇耀的。相比之下，“西師”和“南巡”卻都可以說是成就顯著（雖然在當時即招致了不少非議）。這真使歷史具有了悲劇的性質。

但不管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卻不能否認乾隆初政的那些努力，否認它是“一個理想的追求”，否認其思想與實際政事的緊密關聯，否認其一“進”一“退”，二者都極富意義。＇19＇

最後我們也許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高宗皇帝為什麼提起“回覆三代”的問題？是他所受到正統儒家理念的影響，還是受到其他什麼刺激，在其個人的內在性格和高傲氣質之外？

顯然，他從青年求學，即受到正宗儒家理念的深刻影響，為此可以參閱他早年的文集《樂善堂集》，如《修道之謂教論》（“復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