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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多。但這乃與國家政體有關，在一般情況之下，也只有怪罪臣下“奉行不實”了。從許多事例來看，這也近於當日實情，儘管其中也不免存在一些錯怪之處。

御史歐堪善在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的奏摺中說，政令行之善則民享其利，倘而奉行不善，則法立弊生，恤民者每為病民之具。＇64＇在糧政方面，最明顯的就是地方官員不願採買，不願存糧，並不願勸諭捐監——問題究竟出在哪裡？說來好笑，其一竟出在政府組織之內，甚至在於執行過程中的一些“技術細節”之上——難怪皇上想起了就不高興，那些個“失敗”，不歸罪他們，該怪誰呢！

而“奉行不善”，正是官僚的一種沉默的“抵制”。“下治上”，恐怕是任何皇帝都不能不面對的現象，歷史上不知多少帝王都“栽”在了這個上面。

因此乾隆皇帝對糧政及其它方面的種種“失敗”，就不能不抱有某種“若有所憾”的心情，後來他在《御批綱鑑》（卷六）裡寫道：

孔子以子產為古之遺愛，而稱其使民則曰義。今觀其初政，固非以煦煦為愛者矣。惟能行其義，所以卒成其愛，不然民之不慢者幾何？

頗有點後悔自己當日的行為，致為人所“欺”似的。所以他常常就不給那些大臣好臉子看，其後又屢興大獄，據說“乾隆六十年中大學士尚伺供奉諸大員，無一人不遭黜辱”。＇65＇

其後，皇帝開始不斷地“整飭”官吏。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中發生的“偽稿案”等“風波”中，＇66＇皇帝即遷怒地方官員，如乾隆十六年八月，將山東巡撫準泰革職拏問；山東按察使和其衷一度也革職拏問；十一月，令將江西巡撫鄂昌、江西按察使丁廷讓解職。皇上批評一些督撫說：

外省督撫，養尊處優，牢不可破之惡習，無所懲戒，何由更改？既明知其辦理背謬，而復為姑容，國家任用封疆大臣，安用有此？外省吏治，尚可問乎？＇67＇

並指斥一大批能臣：

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之秘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