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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歷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旨，而統之曰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寬敏信公乃聖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寬為首，……《左傳》記夫子之言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因一時為鄭而發此補偏救弊之說。若夫聖王出治，舍寬其何以敷政寧人之本哉？＇55＇

雍正十三年十月庚寅，上諭：

寬厚二字，非可一概視也。厚民生，紓民力，加惠於兵丁，施恩於百姓，乃為寬厚。朕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孳孳者此耳。若夫姑息以養奸，優柔以縱惡，聽若輩貽民害而蠹國事，以待善良者待奸蠹，則適所以成其慘刻殘忍，而為不寬厚之尤者也。

表明所謂“寬”的對立物並不是“嚴”。＇56＇

從這一角度說，皇上從來沒有改變他的初衷，這特別表現在對國計民生問題的處理上。乾隆十六年江西巡撫舒輅奏：江西省夏月溪澗水發為患，例繫有貸無賑。今則無論夏秋，一遇水發，地方官即攜銀前往撫卹。在小民以為例當如是，望恩幸澤，無有饜時，所費實多無益，亦於風俗有關。六月辛酉，上諭：

舒輅此奏非是。他方偶遇旱潦，雖屬偏災，而所關於民瘼者甚重。竭力補救，尚恐小民或有向隅。……豈得因愚民望澤無饜，豫存裁抑之見？況今當國家全盛之時，……庫有餘帑，倉有餘粟。何必以一方偶需賑恤，鰓鰓計較？且朕宵旰勤求，恫瘝在已，時切於懷，亦何忍以嗷嗷待哺之窮黎，撙節錙銖升斗之米？……舒輅著嚴行申飭。並將此通行各督撫知之。

多年後在《御批綱鑑》（卷14）中寫道：

賈誼首議積貯，晁錯繼之以重農貴粟。其言雖雜，出於管、商，然崇本抑末，實為足食之源也。

昭槤《嘯亭雜錄》亦云：

純皇憂勤稼穡，體恤蒼黎，……地方偶有偏災，即命開啟倉廩，蠲免租稅，六十年如一日。＇57＇

如乾隆十八年，以高郵運河之決，撥米穀一百十萬石，銀四百萬兩，賑江蘇災；＇58＇五十年，各省荒旱賑恤，用去帑銀一千四百餘萬兩，＇59＇甚至超過乾隆八年兩江大災所用數量。

就此而言，“收斂”只是一個“頓挫”，而非一路下滑。儘管有些變化並非是一時的，如施政風格等較為表層的一些東西。

乾隆九年，流民留養資送制度初次取消之後，面對進退兩難境地，五月丙申諭：

本年春間有旨，流民不必資送回籍，……今既雨澤沾足，究不若歸而謀食之為是。亦應樹之風聲，凡流民有願回籍耕種者，著地方官即行善為資送，亦不必強民之所不欲也。＇60＇

這樣的皇帝在歷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見呢。事過多年，於甘肅冒賑一案，特諭：

若因此稍涉靳固，則是因噎廢食，愛民所以事天，朕如傷在抱，惟恐一夫失所，實出於中心至誠。此上天所鑑，亦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見者。朕前旨所謂寧受萬人欺，不可使視民如傷之心少懈，正謂此也。＇61＇

即“秋審”一事，雖一度從嚴，也不盡然。＇62＇金埴《不下帶編》卷5論“重民命”：

（我朝）自太祖至聖祖，歷朝積德累仁，輕刑薄罰，今聖天子尤不嗜殺，西曹所決罪，每歲不過三四十人或二三十人不等。上一獄則必宸慮詳審，求其可生。詔曰：某情猶可矜也，某決尚可緩也。所謂勝殘去殺者，惟我朝為然。

因此，與其說他“嚴”了，不如說是在政治上更加老練、成熟了而已。

但是問題並沒有就這樣過去。乾隆十五年五月，上諭：

當御極之初，如從寬好名之習，不能去諸懷。……比年閱事既多，深知為治必出於大公至正，斯久而無弊。……十五年來，無時不以敬天法祖為心，無時不以勤政愛民為念，無時不思得賢才以共圖政理，此可無漸衾影者。人苦不自知，惟工作過多、巡幸時舉二事，朕側身內省，時耿耿於懷。＇63＇

追述往事，對“從寬好名之習”，仍“不能去諸懷”，並徵引“工作過多”、“巡幸時舉”幾事，予以自責。雖其中也不無一二自我辯護，及歸罪臣下之意。

這一種想法可謂由來已久，乾隆元年正月丁酉諭：

朕思我皇考世宗憲皇帝誠求保赤，有孚惠心，蠲免額徵，寬減浮糧，……而民生猶不得寬裕者，大率由督撫大臣不能承宣德意。

按說，在這樣的“體制”之下，皇上有了過失，不是不可以下“罪己詔”的。乾隆十三年就糧政問題，上諭“朕既知初意之失”云云，已與“罪己詔”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