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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力量。

大約同時，金川之役在天主教傳教士安德列斯·雷（1692？～1772）的日記中被翔實地記錄下來。雷的傳教基地在成都，他敘述了清軍高昂的陣亡損失：一些士兵被金川人砍成肉泥，一些士兵飢寒交迫成了殘廢，一些士兵為逃避敵軍追擊縱身跳下懸崖，許多將校在絕望中上吊自殺。凍瘡嚴重削弱了清軍的戰鬥力。清軍陣亡士兵的遺孀在官府沒有發給她們撫卹款項的情況下，到成都地方官的衙門門前示威抗議。在這種糟糕的形勢下，謠言四起，甚至謠傳乾隆帝已經駕崩。＇1＇亞歷山大·伍德賽德（Woodside）在《劍橋清代史》中寫道，滿洲旗人所向無敵和辦事高效的聲譽在金川寶塔形狀的碉堡前完全破滅（

第五章《乾隆朝》）。這一件事，初傳教士以外，當時還沒有人道及。

第二個方面，是對金川這場戰爭的緣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過錯都推在了對方身上，如說他們搶劫行旅（所謂“夾壩”），侵略友鄰，威脅進藏道路塘訊等。而據劉松齡說，這次衝突發生的原因，本是為了爭取“無限通商貿易的自由”，這就打破了單方面史料的限制。

中國學者很容易說，劉松齡“錯了”。他們更相信官方的史料，好像清代官書上有的，才算是有，沒有的，或不符合的，就不能證明似的。殊不知，那是靠不住的。原因之一就是清人一直在修改他們的史料，特別是檔案史料。其結果，必然是幾乎沒有什麼事能“考訂”出來，無論怎樣“考異”都沒有辦法證明。

漢人不夠重視經濟貿易，這不奇怪，但周邊或內地的其他民族並不是這樣的。讀一讀《大清高宗實錄》，就可以知道與北方民族打交道時，“貿易”佔有了多麼重要的地位！金川難道是一個“例外”？那裡豈不是以盛產黃金而聞名？＇2＇

據張慧劍校注《儒林外史》《前言》中說，作者吳敬梓“攝取的故事素材有發生在1748年（即乾隆十三年）的”，＇3＇可能即指

第三十九回所說，“過了半年，松潘衛邊外生番與內地民人互市，因買賣不公，彼此吵鬧起來，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又把清楓城一座強佔了去”（頁381）。

其後，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一年發生了第二次金川之役，起因除了官書檔案所記大小金川強橫不馴外，據章嘉國師若必多吉說：附近一些漢人地方官吏敲詐欺壓，故彼等倡亂反叛。＇4＇同樣或類似的情況，是否可能也發生在第一次金川之役呢！

至於第一次金川之役，無論清軍到底是輸了，還是贏了，＇5＇劉松齡曾經希翼的“大起義”，自然也沒有發生。

在以後的一些信件裡，劉松齡終於承認，他的傳教事業失敗了，科學傳播的事業也失敗了。在任職欽天監二十七年之後，劉松齡奏請讓出自己的職位，但為皇帝所拒絕。＇6＇

當代史學家多對“科學”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為一部“現代化”的歷史，從表象上看，首先就是物質文明變革的歷史。在中外歷史上，也從沒有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和有關的“制度變革”佔據了這麼重要的地位。“科學”（實際上很多都是“技術”，而非“科學”）傳播和應用的作用，不言可喻。

我們時常會看到一些假設：假如把那些西方人帶來的先進科學儀器好好利用起來，就會出現怎樣怎樣的結果；＇7＇或是在清朝掀起一個習學西學的“熱潮”，甚至能夠以科學來開科考試、選拔人才，又當如何如何。＇8＇須知，在這些“一廂情願”的憑空想象之後（假定它能夠照辦），還需要一個連著一個的假設，一個假設的系列，或系列的假設，單向而無變化，這怎麼可能呢？＇9＇

在這中間還存在很大的誤解。其實，在所謂“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科學”並未曾起到這樣大的作用（到較晚的階段，科學和新發明的傳播也就不是大的問題）。據弗蘭克研究，在著名的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發生後的兩個世紀裡，科學實際對歐洲的技術和工業發展根本沒作出任何貢獻。還有學者提出，科學發現不是技術創新浪潮背後的唯一促動力量，它顯然也不是必要條件。＇10＇

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崇拜的不外就是“科學”和“民主”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劉松齡帶給中國的，除了“科學”以外，還有什麼“政治理念”和“組織建構”可以誇耀嗎？

在整個十八世紀和它前後，劉松齡所屬的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都處於戰爭之中。其中包括同土耳其的幾次戰爭（1683～1699、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