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3/4 頁)

兵（加伕役幾近二十萬人），死傷數萬，陣亡總兵、副將、參將等將領數十人（對方只有人口一萬，戰士數千）。為了這場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慘敗，處死了經略大臣訥親、川陝總督張廣泗、大學士慶復等。＇2＇戰爭最終以一個虛假的“勝利”結束（它成於另一個親信大臣、皇上的妻舅傅恆之手），以之挽回在全國面前丟盡的顏面。＇3＇

這在乾隆朝十幾年時間裡還是沒有過的。

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上諭：朕實為大不稱心。如果說表達了對皇后喪儀風波的一絲自責之意，對這兩次戰爭就更明顯了。針對瞻對之役，上諭：

既已失之於前，不可文飾於後。此一事，我君臣皆不得辭未曾妥酌而率爾興戎之咎。＇4＇

對於金川之役，更屢次諭及：

朕心深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辦理至此，豈非前諭所謂命運使然者耶？＇5＇朕思用兵一事，總系從前不知其難，錯誤辦理，今已洞悉實在形勢……此事錯誤，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乘此收局，猶為未晚。若更日引月長，無所底止，何以善其後？部庫帑藏，內地民力，皆所當惜。＇6＇

而更重要的則無過於對乾隆初政第一大事——糧政努力的自責。

乾隆初年，政府成倍增加了倉儲和擴大了賑恤力度，至少它在救災中——那幾年災害頗多，＇7＇特別是乾隆六到八年——發揮出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也帶來很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如同其他許多事情一樣，積因已非一日，皇上早也有所覺察，但遲遲難以下定決心罷了。

在乾隆八年兩江賑災時，皇上就有過一番檢討。＇8＇但認為那不過是一個短期現象，因此只採取了一些權宜措施。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歐堪善重提這一問題。＇9＇十二月戊辰，終因“邇年以來，（米價）日見騰貴”，發動了一場對糧政和糧食問題的大討論。時距皇七子永琮出痘而殤，尚有半個月時間。上諭：

朕思米穀為民生日用所必需，而邇年以來，日見騰貴，……夫商販流通，貴則徵賤，間或暫時翔踴，何至連歲遞增，有長無落？

若謂囤戶居奇，此實弊藪，然自地方官力所能禁，何至全不奉行，任其壟斷累民？……

若謂戶口繁滋，則自康熙年間以來，休養生息，便應逐漸加增，何獨至今日而一時頓長？

若謂水旱偏災，則亦向來所有，何以從來未聞如此之貴；且亦當歉者貴而豐者賤，又何至到處皆然，豐歉無別？

若謂康熙年間倉儲有銀無米，雍正年間，雖經整飭，亦未詳備，今則處處積儲，年年採買，民間所出，半入倉庾，未免致妨民食，此說似乎切近，……朕反覆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處之方……

因此令各省督撫“詳求得失之故，據實陳奏”。＇10＇

其後幾個月時間裡，在經過一番小心的試探之後，各省督撫紛紛把他們的意見奏告上來，共有二十餘份。＇11＇自乾隆初年以來，這種“匯議”已有過多次，如有關礦政、水利，以及禁銅、禁菸、禁酒，＇12＇　等等，而這一次恐怕就是最著名的了。

糧政方面的努力已持續了十幾年時間，現在要求“下馬”，這能行嗎？對這樣一個政體來說，最不願意面對的就是所謂“失敗”了，它可能引起各種連鎖反應，造成不可想象的後果。因此即使沒有那些政治風波，那些官員們也有充分的理由格外當心了。

封疆大吏們各執一詞，又像是分別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從各個角度開說著各自的道理，生怕沒能團弄好皇上，事與願違，惹出不必要的麻煩。不過，畢竟由皇上先帶了頭，他們那些大膽的言論，也就不顯得那麼尖銳和冒失了。終於，矛頭都對準了人事上的原因——採買過多。＇13＇或可與這些地方大員媲美的，是大學士傅恆在金川戰事中如何“誘導”和“維護”皇上下定“收局”的決心的。＇14＇

其時“運度駁雜”，＇15＇特別是“自辦理金川軍務以來，一切政務，未免因此分心”。＇16＇諸項大事交織在一起，互動作用，沒想倒促使皇上下了決心。乾隆十三年七月，訥親在金川的敗報傳來（同時關於糧政的大多數奏議已經上報），與其拖延下去，似不如快刀斬亂麻為好。新的決策就這樣定了下來，上諭：

邇年以來各省米價不見其減，而日見其增，反覆推究，莫知致此之由，……眾論頗以為採買過多，米價益昂。因思生谷只有此數，聚之官者太多，則留之民者必少，……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為改弦之圖……

令各省常平倉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