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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始終在官場保持剛方之氣，以為天地正氣能勝萬邪，最終，他失敗了。無論是湖南的芝麻小官，還是湖南大佬駱秉章、江西巡撫陳啟邁或是文俊，對他曾國藩都是有冷沒熱。原因就在於，曾國藩不能融入他們的官場圈子，不能融入的原因就是，他還有良知，依然傻乎乎地知行合一。所謂知行合一，非是單純的知與行的統一。它對人最大的要求是人格不應該分裂，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人前一套人後一套。而中國官場恰恰要的就是這種人格的分裂。

曾國藩重出江湖的不多幾年後，對人無限感慨地說：“我往年在外，與官場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棘。後來改弦易轍，稍覺相安。”也就是說，曾國藩比從前更會做官了。只要會做官，官官相護之下，仕途就不言而喻地一馬平川，想要做的事就順當多了。

當人們讚歎蝴蝶破繭而出、鳳凰涅槃、雄鷹砸啄時，有誰能真正理解蝴蝶、鳳凰和雄鷹的苦楚？

重生之後是光輝，但重生的過程卻痛不欲生。

曾國藩的重生過程也是如此，當人們真正要脫胎換骨時，會對自己從前的愚蠢極度愧悔，這愧悔的心理過程就是折磨人的利器。

每當曾國藩要從往事的愧悔中拔身而出時又產生了新的煩惱，這煩惱如邪惡之火，的確燃燒了從前，但也點燃了現在。

這種自我反省的過程雖然痛苦，但卻寧靜，不受外界的干擾。我想如何反省就如何反省，不必看別人的臉色。但有件事就不這樣容易了，這就是當時輿論對曾國藩的嚴厲苛責！

大眾輿論一致認為，曾國藩常誇口自己深諳傳統道德三昧，忠君言辭如長江之水滔滔不絕，可為什麼在奔喪之後卻向皇帝伸手要權，權未到手就在家哭得死去活來？這是典型的偽道學！

曾國藩的敵人不必說，當然要抓住這個機會攻擊他，縱然是他的朋友也來信語言婉轉，認為他這次很失態，沒了儀態。敵人、朋友的責難，曾國藩能承受，讓他如剜心之痛的是左宗棠對他毫無保留的攻擊。

左宗棠在當時南方名動天下。他要推舉誰，誰馬上就飛黃騰達；他若貶損誰，誰立即就一落千丈。左宗棠的嘴不是嘴，而是道德審判機。現在，他把這臺機器對準了曾國藩。

他先從曾國藩不等朝命就回老家奔喪說起：“老兄你領兵打仗的本事哦，我想恭維卻找不到案例。你原本就犯了很多錯誤，喪失了許多機會。只是中央政府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計較。不過你這次不等中央政府同意就披星戴月往家趕，你的忠心可就沒那麼純了。你是否聽我的勸告重新出山，我不敢說；你重新出山，憑你那點能力，對國家大局是否有幫助，我也不敢說。但是你不等中央命令就回家奔喪，真是無禮無義，我必須敢於教訓你幾句。”

鋪陳了這樣一番宏大開場白後，左宗棠直奔曾國藩的人生觀：“你經常擺出一副道學家面孔，四處吹噓自己‘以誠為本’，可你這次卻打著給老爹上墳的旗號，行向皇帝要權的實。我看你的良知徹底壞掉了，你平時自詡光明正大，我看這要麼是你在說笑話，要麼就是……不必說了吧，你用事實證明了這是個反語啊！”

曾國藩看信後，除了七竅生煙外別無他法。對付左宗棠這種嘴損到家的人，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搭理他。曾國藩隻字未回。左宗棠等了許多天回信，發現沒有回信。他竟然氣沖斗牛，對人說：“曾國藩這人才短氣狹，絕不是平賊之人。”意思是，曾國藩狗屁不是，心眼還這麼小，根本就不是帶兵打仗的料。

這可真夠有意思的，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湖南到處說，結果長江兩岸都知道曾國藩狗屁不是、心眼特別小，更知道曾國藩“以誠為本”的人生觀根本是個笑話。

幸好曾國藩心眼遠沒有左宗棠判斷的那樣小，不然早跳河一百次了。對昨日種種之非的愧悔和輿論的攻擊，讓曾國藩漸漸失去平常心，在老家的一年多時間裡，他猶如魔鬼附體，稍不如意就和弟弟，甚至是弟媳大吵特吵。從其家經過的人常常聽到一副破鑼嗓子，震天響。

曾國藩有這樣失心瘋的表現，還有一個更重大的原因，那就是他對當時形勢痴心妄想的判斷。他離開江西時，太平軍和湘軍正在打破腦袋爭奪江西九江、吉安、瑞州等軍事重鎮，雙方相持不下。但1857年七月，石達開在南京城發現處處受到洪秀全的猜忌和抵制，一怒之下帶領二十萬精銳出走。江西太平軍頓時兵力銳減，湘軍在江西全線反攻。曾國藩被這一亂象所震驚，他認為不出一年，太平軍就會被徹底鎮壓。戰爭一結束，他立功揚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時機就灰飛煙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