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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明碼標價，他要循序漸進，旁敲側擊地開始。

1857年六月初，曾國藩向咸豐上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道《瀝陳辦事艱難仍肯終制折》，在這道奏摺中，他淋漓盡致地說了不願回江西軍營，要求在老家守孝的真正原因，共有三點：

一是手無軍權。他說自己率領的湘軍屬於臨時招募的官勇，不是國家正規軍，所以雖能征善戰，而有功人員卻不能像國家正規軍一樣補授實缺。他本人簡直丟臉丟到家了，即使是補授小缺這樣的芝麻小事，他也必須向當地巡撫求情，久而久之，很難取信部下、鼓舞士氣。

二是手無政權。他不無痛苦地說，他以兵部侍郎職務帶兵，在地方上處於虛懸客位，既無政權、財權，又沒有賞罰之權，所以處處掣肘，時時碰壁，碰得我常常鼻青臉腫，我的面板病和眼病就是被碰得心情壓抑而得的。兵餉沒有保障，常常受到斷餉的要挾。

三是沒有欽差大臣的頭銜。曾國藩悲痛萬分地說，我是以團練大臣招募士兵，只奉有出湖南省作戰的聖諭，並沒有欽差赴某省辦理軍務的正式命令，更沒有正式印信。所以處處受到地方督撫的歧視、刁難與排擠，有人甚至故意藉此奚落，讓我窘迫難堪到極點。

不說了，什麼都不說了。曾國藩在信的最後直接地闡述中心思想：領導湘軍的人必須要有軍權、政權和欽差大臣的頭銜，否則很難擊敗長毛。而我是個三無人員，所以我回江西前線毫無意義，請皇上還是讓我在老家守孝吧。

這意思已再明顯不過，要想讓我曾國藩出山，必須給我權力。

後來很多學者們都說，曾國藩這次上疏太不明智，險些葬送了自己的後半生。但換個角度想，曾國藩這次的上疏正是最明智之舉，而為何明智，連當時的他自己都無法知道。他爭的那些權力，表面看是為自己，實際上是在為湘軍爭。這就是後來湘軍上下能死心塌地跟隨他，將他奉為神明的原因。做領導的，什麼領導力、執行力、吸引力都不重要，最關鍵的就是為屬下們爭利。做到這點，人心就盡在掌握。

咸豐和他的狗頭謀臣們顯然沒有注意到這點，而是一眼看到曾國藩在為自己爭名奪利。咸豐氣沖斗牛，對謀臣們說：“曾國藩這是想讓我違背祖訓，授予一個漢人兵權啊。他是不想活了？！”

從未有人探到訊息說曾國藩不想活了，不過從其奏摺的內容來看，他似乎有這方面的要求。

有人馬上跳出來自作聰明道：“曾國藩這種要求只能水中撈月，因為咱們已有無數個曾國藩！”

咸豐狐疑起來，馬上有人站出來解釋：“胡林翼佔有武昌，居高屋建瓴之勢，水陸師已直搗九江。長江下游方面，政府軍已在進攻鎮江，打得是有聲有色。長江上下游都是我們的天下，又聽說長毛內亂，勢力大衰，攻克南京，指日可待，還用他曾國藩幹什麼？！”

咸豐大喜：“來呀，傳旨，皇恩浩蕩，曾國藩在家守他的三年之孝吧。”咸豐幾乎樂不可支，說，“另外，再傳聖旨，讓曾國藩那兩個手下李續賓和楊載福都去當提督，氣死曾國藩。”

曾國藩聞聽咸豐允准了他的請假，果然氣得呆若木雞。經過幾天的調理，他才從極度憤懣中清醒過來。清醒過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我要脫胎換骨！

重塑金身

曾國藩在那心情水深火熱的幾天裡，得出這樣高明的結論：我到處碰壁，非是心外壁壘森嚴，而是我內心不夠強大。也就是說，淪落到這步田地，根本原因就在自我修養方面有無限弱點，這些弱點才是讓我被人拋棄的主因。

那麼，都有哪些弱點呢？

曾國藩總結為兩條。第一條，缺少“謙”的美德。早在京城時，曾國藩就用理學修心法抑制過自己的傲慢。然而徒勞無益，傲慢就在他骨子裡，自他開始辦團練開始，這種心態在輕視他的人的催化下，再度萌發。曾國藩雖然是中下之資，卻非常自負，認為自己本領奇絕。奇絕在哪裡呢？他自稱能伸能屈，可行可藏，常常見到別人家不是，而見不到自己不是。

他說，我曾絕望過兩次，自殺了兩次，活過來後，立即就精神百倍，這就是能屈能伸。我初辦團練，有人譏諷我，用各種方法對付我，我忍辱負重，終於辦成天下第一軍——湘軍，這也是能屈能伸。他又說，我先是攻克武昌，皇上沒有賞我，我也沒有抱怨（扯淡）；我的軍隊後來收復武昌，皇上也沒有賞我，我更無抱怨（更扯）；現在，我被皇上扔在家裡，我平靜如水（太扯了），這就是可行可藏。

可行可藏是儒家鼻祖“無可無不可”的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