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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複製當年國門乍開時，端坐在收音機前，被洶湧而來的新鮮潮水打溼的儀式感。對於八十年代的中國人而言，可以聽到時髦音樂的電臺節目屈指可數（僅就上海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港臺系的“上錄音樂萬花筒”和歐美範的“立體聲之友”，這些節目的名稱都像當時剛剛打進內地的ELLE中文版的正式刊名“世界時裝之苑”一樣，帶著中規中矩的時代烙印），確實要用“守望”二字才能形容彼時“人民日益增長的聽歌需求與落後的社會傳播方式之間的矛盾”。

但是那會兒真有守望的勁頭啊。初中同學幾乎人人都練就了邊聽歌邊解數學題的絕招，往三角形上添輔助線的同時也牢牢記住了排行榜上的最新動態——那幾乎總是翌日早讀課上的第一個話題。（之所以說“幾乎”，是因為我記憶裡有一次印象深刻的例外：某天，我在電臺的早新聞裡聽到陳百強深度昏迷的訊息，一到學校就隆重宣佈，女生群裡立時響起一片低低的嗚咽。早讀課上非但再沒人提昨晚的排行榜，而且好幾個女生一整天都用仇恨的目光盯著我……）總而言之，當時的收音機裡藏著多少讓人興奮或者沮喪的理由啊。你會覺得電臺DJ是天底下最有權有勢的人，他們把持著壟斷渠道，每天只吝嗇地放出一小部分資源，而且一肚子陰謀詭計，只顧著袒護自己的偶像——比如，喜歡譚詠麟的聽眾會認定他們放了太多張國榮的歌，而熱愛張國榮的則懷疑他們故意讓譚詠麟多拿了一週的冠軍。

資訊不對稱導致的飢餓感，使得每一首從電臺裡流出來的新歌都顯得稀缺而動人。我們甚至在上床睡覺前嘴裡還在哼著那些剛剛學會的調子（通常都只來得及記住副歌），草稿簿上隨手寫下幾句歌詞，等著明天到班上跟別的同學拼湊出相對完整的一首——到後來乾脆發展成分工協作，有人專攻開頭，有人坐鎮中央，有人包抄結尾。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裡上中學的人，大概很少會有人沒攢過至少一個手抄的歌詞本。講究一點的是裹上一層舊掛曆的硬麵日記簿，美人玉腿或者桂林山水露在外頭，裡面按歌星姓氏拼音字母A到Z分段排列；翻一翻，這邊跳出一句“外面的世界很無奈”，那邊冒出一條“徐徐回望，曾屬於彼此的晚上”，間或還能看到明星大頭貼，剛粘上去的時候鮮亮，年深日久了就會黑一塊白一塊得恍若淪落風塵。還有，我總依稀記得，或者說分明相信，字與字之間暈開的淚痕——黃黃的，假假的，是最純真與最刻意的交集，正是那個年紀的主色調。

那時沒有卡拉OK，沒有“我愛記歌詞”，甚至很少能在電視上看到音樂錄影帶，記錄歌詞主要還是靠一雙“肉耳”，間或鬧出“人生難得再次尋覓相知的笨驢”（伴侶，《戀曲1990》）和“爺爺想起媽媽的話”（夜夜，《魯冰花》）這樣的笑話，真是再自然不過了。某些疑難歌詞的真相往往要到哪位金主買來盒帶，開啟封套的時候才能揭曉——說“金主”不算誇張，從六塊八到七塊九再到九塊八，盒帶向來都是童年的奢侈品。不過，當時正式引進出版的盒帶因為要經過層層審批，比起電臺來，它們與境外同步的速度永遠都滯後好大一截。

記憶中最轟轟烈烈的一次“團購”盒帶的行動發生在初二。現在的孩子很難想象小虎隊在二十多年前紅成什麼樣，如果非要類比的話，不妨設想：把韓庚、周杰倫和李宇春綁在一起打包組團，可你不能一想他們就上網搜點東西來解饞；無論是訊息、歌聲還是形象，你都得透過極有限的渠道守株待兔。《青蘋果樂園》在西藏路音樂書店開售的那一天（說來奇怪，當時並沒有成熟的營銷鏈，甚至沒聽過“首發”這個概念，可班上愣是有幾個訊息靈通的同學早早就知道），還沒等捱到中午，我的心跳就開始加快，只覺得四周處處瀰漫著出逃的氣息，隨時要溢位來。三個腳踏車技高超的男生被公推為代表，收齊十幾份錢（平均兩三個人一盒），從楊浦區雙陽路一直騎到西藏路。現在想來，也只有在荷爾蒙過剩的年紀，才能唱著“週末午夜別徘徊”，頂著西北風，輕易打發掉這一個多小時的艱苦跋涉。至於我這個班長，必須替他們編一個缺席政治課和英語課的完美藉口——在市重點中學裡，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樁考驗智商和刷爆RP的任務。

那時候，時常會看到城市裡的行道樹上纏繞著一大卷棕色的磁帶，我總覺得那是某盤質量欠佳的盒帶卡在機器裡，最終被憤怒的主人扯出來扔到窗外，就勢掛在了樹枝上。與此形成美學對稱的是那些半明半暗的角落，出沒著一種叫“拷兄”的人——對於那些漸漸不滿足於引進版盒帶的歌迷來說，這些人既可愛又可恨。說可愛，當然是因為他們神通廣大，兩週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