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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兒來。

我說：娜娜你別光自個兒抹眼淚，趕緊找張面巾紙給咱姑娘擼擼鼻子，鼻涕都蹭我衣服領子上了。

我說：姑娘姑娘我的好姑娘，你想我嗎想我嗎？

我的小女兒噙著眼淚，捧著我的腮幫子說：本來不想的，一看見你就開始想了，現在這會兒最想最想了……

我一手抱著她，一手掏出手機，哆嗦著打電話給路平。電話很久才有人接，路平應該是剛剛睡醒。

“老路，我估計是沒戲了……你趕緊結婚趕緊生個孩子去吧……要生就生個女兒。”

為了告別的聚會

文/蕎麥　@蕎麥chen　作家

2003年我們大學畢業，正逢SARS，所有程式都顯得隨便而且匆忙，答辯也只是抽了幾個倒黴蛋，我沒有被抽上。當時我恰逢青春期廉價得萬念俱灰，在北京待了兩個月，就一聲不吭逃回了南京，什麼都不想做了。

《新華日報》當時招人，我也去面試了，主編問：“你願意到下面的記者站去嗎？”指的是去遍佈江蘇各地級市的記者站。我說：“不願意。”很多同班同學都去參加了這次面試，不同的是他們說了願意，於是離開南京，在各地的記者站待了好幾年，有幾個現在依然待在那裡。我每天晃晃悠悠地玩兒，在中山陵草地上打牌打一個下午。

末日的氣息輕微地瀰漫著，但誰都知道正常的生活遲早迴歸。有朋友幫我把簡歷遞給本地一家報社，我被押送著去參加了面試，不久就去上班了。接著一位南方系的記者老師因為各種原因找到我，邀請我去上海參加一份正籌備創刊的報紙。我真的去了上海一趟，在新租的辦公室裡晃了一圈，頭昏腦漲地橫穿馬路，然後，退縮了。

畢業的散夥飯我去吃了，酒也喝了一點。新聞系當時還算是個熱門專業，我們是大學擴招的第一屆，一個班竟然有五十多個人，都是81年左右出生，大多都是獨生子女，幾乎都來自江蘇省內，這使我們有一種集體性的淡漠，並未產生太多離愁。手機和網路在2003年已經開始發達了，我們可以隨時找到對方，我們不再散落天涯，我們隨時都能見面。

結果，這十年間，除了個別同學，其他的人我一面都沒再見過。

畢業後我沒有參加過任何同學聚會，後來其他人也不再聚了。接到同學的婚禮邀請函我就扔進抽屜裡，裝作一無所知。有同學打電話問我怎麼沒出現，我就裝作很忙、忘記了、有急事。即使在同一幢大樓裡上班，我們也沒有相約見面、吃飯。我猜我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這樣，十年過去了。有熱心同學組織“畢業十年聚會”，我竟然一反常態很熱切地想去參加。在聚會的前一天，組織者——一個高個子的男生給我打電話，接通之後他的第一句話是“打擾了”。電話結束時，他竟然又跟我說了一聲“打擾了”。

他們盡力聯絡了所有人，但在這樣一個很容易被找到的時代，依然有三個人下落不明。一半兒的人留在了南京，大多從事跟媒體有關的工作；一半兒的人回了老家，基本都是公務員；還有兩三個在北京、上海。零星幾個人在國外，一個女生嫁了德國人，一個女生留在了紐西蘭，一個男生在非洲。還有一個男生去印度出差沒能參加，他徹底轉行了：成了一個IT青年。最後來了一半兒的人，坐了三桌。

在這之前，大學曾經是改變人命運最多的場所。而差不多從我們開始，大學失去了這種魔力。這十年裡，因自身努力而變得富有（但也有限）的同學從事的都是跟房地產有關的行業：房地產公司、房地產網站、跑房地產廣告的人。大學不如房產改變命運。或者說個人的命運越來越難透過自身的努力改變。這是時代最強烈的縮影。

我以為我會看到一些巨大的變化，但每個人竟然都沒有怎麼變。有幾個女生變美了。僅此而已。男生也並沒有變胖。好像這十年，時間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只是帶來了很多的小孩。幾乎每個人都生了小孩，除了我，還有另一個單身的女生，索性去法國遊學了。大大小小的小孩在包間裡跑來跑去，很快玩成一片，一度打起架來，後來又和好了。除了談論小孩之外，大家不停地說：“要多組織這樣的聚會，至少南京的同學應該經常聚起來。”每個人都附和，但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假的。大家拼命合影。

這十年裡，如果回頭去看，我關於人生的所有決定幾乎都是錯誤的，同時又跟我相稱。就在前一天，因為雅虎郵箱要消失，我整理郵箱裡的郵件時竟然翻到十年前，那個勸我去上海的老師發給我的郵件，他說：“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