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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拋棄。瘟疫並不可怕，透過正確的方法可以控制，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們的心被恐懼侵襲，就會讓你們做出沒有天理的事來，這是逆天啊！我現在為你們指明一條消滅瘟疫的道路，那就是用你們的心。你們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你們不必去外面尋求任何東西，只要讓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萬事大吉了。”

不過，王陽明也承認，道德雖然是每個人自己的問題，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來時間的俗氣所汙染，已不能自動自發地流露，所以必須要樹立道德楷模，讓道德楷模喚醒他們內心正要睡死過去的善良。

他的辦法是老辦法，但老辦法往往是最管用的。他恢復了設立於朱元璋時代，早已名存實亡的申明亭和旌善亭“兩亭”制度。他要求廬陵縣所管轄的各鄉村都要設立這“兩亭”。旌善亭是光榮榜：凡是熱心於公益事業、樂於助人、為國家和地方做了貢獻的人，在該亭張榜表彰，樹立榜樣。這是存天理；申明亭是黑榜：凡是當地的偷盜、鬥毆或被官府定罪的人，名字都在此亭中公佈，目的是警戒他人。這是去人慾。

所謂政治力，無非是一個人處理各種關係的能力，主要就是人際關係。王陽明在廬陵，首先必須要處理好和上級的關係，這樣才能保住自己的官帽；其次他還必須要搞好和下級的關係，這樣才能把自己的意志透過他們來實現；他更必須要關心的就是他和百姓的關係，因為百姓是他實際上的衣食父母。但讓人沮喪的是，“父母官”大都熱衷於和上級處理好關係，偶然會用心於下級關係的維護，很少有官員會把時間和精力用在處理和百姓的關係上。理由很充分，中國古代是專制社會，百姓不是他們的權力源泉，上級才是，皇帝才是。

王陽明截然不同，他全身心要解決的就是他和百姓的關係。我們注意到，他處理這層關係時的思想就是先讓百姓有道德感，也就是喚醒他們向善的心。讓他們專注本職，不要以和自己內心無關的官司為人生目標。

同時，他還設身處地地為百姓著想，百姓的難處就是他的工作內容。比如他在廬陵縣城視察時發現廬陵房屋的建造材料都是木材，巷道狹窄，又沒有磚牆相隔，一旦失了火，那將是滅頂之災。於是，他就發出命令，要那些臨街民居退進三尺，以拓寬街道用來做防火帶，疏散人口；店鋪店屋退進二尺，做防火巷；每戶出一錢銀子，用來為臨巷道的房屋建磚牆，隔離火勢。

他到廬陵幾個月都沒有下雨，於是他吃齋一個月，停止徵稅，釋放輕罪的犯人。不知是不是由於他的誠心真的感動了老天，一個多月後，一場傾盆大雨降臨廬陵。

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是真的以百姓心為己心。但我們應該知道，王陽明在此之前從未有過在基層工作的經驗。按朱熹的說法，你沒有工作經驗，就不可能知道這份工作的道理，那你就無從下手。你必須先透過書本或者是前任的工作總結“格”出你工作的道理，才能勝任這份工作。王陽明用事實反駁了朱熹，按王陽明心學的說法，天理就在我心中，我之前所以沒有顯露在基層工作的那些道理，是因為我沒有碰到這個機會，現在我碰到這個機會，那些道理就顯現出來了，所以我不需要向外求取任何關於基層工作的道理。

這個道理是什麼呢？其實就是用心，只要你用心為百姓好，就能想到為百姓做任何好事的道理，然後去做就是了。

這正如他對弟子徐愛說的，孝順父母還需要去外面學什麼？只要你有孝順父母的心，就必然知道，冬天來了要給父母添衣服，夏天來了要給父母打扇子。正如他在廬陵一樣，只要有一顆為百姓的心，就必然會想到百姓的房屋存在防火隱患，這種道理，不需要去外面尋求。

當然，王陽明不僅是個高超的政治家和戰略謀劃家，還是個能靈活處理具體事務的幹練的技術官僚。下面這件事就是證明。

廬陵不僅訟棍多，惡棍也多。王陽明曾活捉了一個綽號“王和尚”的強盜。經審訊，王和尚是一個強盜團伙的三把手，這個強盜團伙做了很多大案要案，經過王陽明的一番心靈啟蒙，王和尚居然良知發現，供出了老大多應亨和老二多邦宰。二人很快被緝拿歸案，並且招供。王陽明將他們送到上一級政府。但過了不久，王陽明收到上級的抗訴信，信中說，這件案子是冤案，多應亨和多邦宰是純粹的良民，之前發生的刑事案件都是王和尚一人做的，而且王和尚已經承認。上級政府要王陽明重新審理此案。

這案子並不難斷，三人作案時的目擊者有很多，當時也取證了。而且三人也承認了罪行。如今翻案，只有一種可能：多應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