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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富雖然沒有慌，可卻不知道如何應對這種突變。王受和盧蘇在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他們扯起震天動地的嗓門喊道：“殺啊！”“衝啊！”“完事回去吃肉啊！”在這種充滿激情的口號煽動下，政府軍先是頂住壓力，然後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最終，完全把敵人的氣勢壓垮。

王陽明繼續擴大成果，命令所有部隊全力掃蕩各處巢穴的盜賊。決戰只用了一天，而掃蕩卻用了一個多月。1528年農曆八月，王陽明宣佈，斷藤峽和八寨盜賊已全部消滅。這是兩場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戰役，雖然純粹從軍事上的戰果來看，王陽明的部隊只消滅了三千人，成果可憐兮兮，但如果我們對斷藤峽和八寨，以及對王陽明這次用兵的成本稍作了解後，就會發現王陽明不是進行了兩場戰役，而是進行了一次奇蹟的創造。

自明帝國以來，兩廣的穩定與否主要取決於安南和八寨、斷藤峽是否平靜。尤其是廣西，由於多山多洞的複雜地理，一旦有盜賊作亂，必然就是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明帝國政治清明時，政府是有力使不出，政治不清明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斷藤峽和八寨的叛亂一直隱隱約約地存在，兩廣所以能局勢表面上穩定，全是因為他們力量不足，尤其是沒有和安南聯合，一旦他們內外聯合，後果不堪設想，這就是王陽明所謂的八寨是兩廣心腹之患。

八寨之賊也曾被明軍反覆征剿過，但每次都以失敗而告終。唯一的一次成功發生在朱見深時代，當地少數民族首領岑瑛帶領他的本族部隊和政府派遣的僱傭軍聯手攻寨，而成績也很寒酸：斬殺二百餘人，仍未斬草除根。

如果對明帝國中後期的軍事制度不瞭解，就會認為無論是韓雍還是岑瑛，所耗費的錢財只是單純的軍費開支，其實絕不是這樣的。

明帝國在軍事上的“衛所制”在朱棣後期已經失效，原因很簡單：衛所制是朱元璋指望軍隊能自給自足，不必靠帝國的財政過活。所以，身在衛所制計程車兵們大部分時間是在務農，訓練時間非常少，再加上衛所長官們對士兵的壓迫和剝削，所以衛所士兵逃亡的情況非常嚴重。有資料表明，很多衛的規定人數是5600人，但實際上真正計程車兵不足此數的一半。

1449年，朱祁鎮（明英宗）帶領從衛所抽調出來的帝國主力四十萬人去迎擊蒙古兵團，最終在土木堡被全殲，這件事證明了一點：衛所制培養出來計程車兵已不能打仗。朱祁鎮之後的朱祁鈺（景泰帝）在民族英雄、兵部尚書于謙的建議下，改革軍事制度，但收效甚微。於是，政府採用了另外一種方式讓軍隊更富有戰鬥力，那就是僱傭制。各地方組織民兵，一旦有戰事，就僱傭他們上戰場，當然，政府僱傭他們不是給他們現錢，而是抵消他們本該繳納的賦稅。還有一種僱傭軍則是少數民族武裝，王陽明在江西剿匪時有人建議使用的廣東狼兵就是少數民族武裝。先前韓雍剿匪動用的十幾萬兵力除了衛所提供的少得可憐的兵力外，其他都屬於僱傭軍，比如河南的精於使用匕首的爬山高手，各地強悍善戰的礦兵，善於使用長棍把人當成狗打的山東兵，單兵作戰能力強的佛教寺廟的和尚，福建泉州的拳師。很明顯，這個成本相當大。

再看王陽明。王陽明所動用的兵力共為一萬五千人，這裡還有王受和盧蘇的幾千人。而這一萬人是他用來平定田州和思恩的，也就是說，縱然這一萬人是僱傭軍，他們已經領了工資，而且田州和思恩的戰役並沒有打響，王陽明是順水推舟，二次利用，除了必需的軍費供應外，王陽明沒有費國家一文錢。與韓雍相比，王陽明就是在創造奇蹟。

幾個月後，當王陽明的報捷書傳到北京時，高階官員霍韜用對比的方式對朱厚熜說，王陽明在斷藤峽與八寨之戰中為朝廷省了數十萬的人力、銀米。他的前任（姚鏌）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軍門支出軍費若干萬，又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戰死、得瘟疫而死的官兵若干萬，可如此巨大成本的付出換來的卻是田州不到兩個月的安寧。王陽明的作戰成本已低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而且把八寨、斷藤峽這樣的積年鬼樹連根拔起，縱然是神仙下凡，恐怕也只能做到這種地步吧。

王陽明在廣西沒有考慮作戰成本的問題，他病怏怏地投入到善後工作中。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同意他所提出的處置八寨、斷藤峽的意見。第一、把廣西的一處叫南丹的衛所遷到八寨，震懾當地的刁民；第二、把思恩府城遷到軒豁秀麗、便於貿易的荒田，這是希望當地百姓從閉塞的環境中走出來，不封閉，就不會亂想；第三、調整基層佈局，要各地的縣長深入鄉村。這個辦法和朱元璋的政策是牴觸的。朱元璋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