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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的吳晗：“如果由你來選擇，你打算挖什麼古蹟？”

以研究明史嶄露頭角從而成為胡適愛徒的吳晗，不加思索地說：“當然挖明十三陵。”

兩人相視一笑，握手言別。他們誰也沒有想到，20年後，這次看似無足輕重的閒聊，竟成為現實，並由此引發起一場紛爭。

1955年10月4日，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勳的辦公桌上，平放著一份剛送來的報告：

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

政務院：

在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偉大成就的今天，我們的文化事業也得到了飛快發展。為進一步加強和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我們請求對十三陵中的明朝統治者朱棣的長陵進行發掘。

封建統治階級的帝王，死後陵墓中都有大量殉葬品。朱棣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兒子，他在世時遷都北京，是十三陵的首陵，殉葬品可能多於其他陵墓。透過對長陵的發掘，以活生生的事例與實物，進行歷史探索，並可利用這些器物，進一步開展對明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史實的研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陵墓發掘後，就原址建立博物館，將出土器物整理陳列。以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的“古為今用”的方針，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階級教育，可進一步認清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醜惡面目，加強對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同時也可增加首都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內容。

當否，請批示。

郭沫若　沈雁冰　吳　晗

鄧　拓　范文瀾　張　蘇

1955年10月3日

習仲勳看罷報告，覺得事關重大，立即批轉主管文化的陳毅副總理並呈報周恩來總理閱示。

訊息傳開，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大驚。當他們得知這份報告的發起人是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時，便急忙前來勸阻並希望其收回報告，一場紛爭由此開始。

“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歷史資料，我們發掘長陵後，可利用明成祖的隨葬器物，進一步開展對明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史實的研究工作，同時將出土文物整理後，就地成立博物館，對首都人民進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內容……”鄭振鐸聽罷吳晗的敘述，從椅子上站起身，急不可待地說：“我國目前考古工作的技術水平還難以承擔這樣大規模陵墓的發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儲存、復原方面的技術也不過關，如此規模龐大的陵墓發掘和出土文物的儲存，就連世界上技術先進的國家也會感到頭痛……”

未等鄭振鐸說完，吳晗接著反駁：“全國已經解放五、六年了，有老一輩的考古專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學生，從人力物力都有條件勝任這項巨大的工程。”

夏鼐見二人難分勝負，便及時地出來為鄭振鐸助一臂之力。他先是不動聲色地望望面前的這位同鄉加同學，詼諧地講道：“老吳，眼下全國都在大規模地搞基本建設，考古人員嚴重不足，今天西北告急，明天東南告急，我們的人全所出動，配合基建還應付不了局面，又怎能主動發掘皇陵呢？再說出土的許多古物都要儲存和復原，這方面的人手更少。你應該從全國考古工作的輕重緩急來考慮問題，不能以明史專家的角度來安排發掘工作。老兄！你已經不再是清華園那個吳晗了啊！”

……整整一個下午，紛爭仍無結果。發掘明陵對於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的副市長吳晗來說，既然決心已下，就很難有外來的力量予以改變。

鄭振鐸、夏鼐走後，吳晗怕風雲不測，便立即找到郭沫若、鄧拓等好友，透過不同的方式在中央領導人面前加緊了對發掘長陵重大意義的宣傳和鼓動。與此同時，鄭、夏也間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對長陵發掘的不同觀點，爭論雙方都把希望寄託在周總理身上。五天之後，有訊息傳來，周恩來總理已經作出裁決並在報告上簽字——

同意發掘

巨人的抉擇，使中國的考古事業揭開了新的一頁。同時，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要在這一頁上書寫。

1955年12月初，在吳晗的鼎力主持下，成立了“長陵發掘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為：

中國科學院院長　郭沫若

文化部部長　沈雁冰

北京市副市長　吳晗

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　范文瀾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　張蘇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