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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沒心沒肺的純樸，思維總是直來直去，好象腦子裡缺根弦。

他開著一輛二手“拉達”，前蘇聯的著名國產品牌車，四四方方一個殼，烏里八塗的顏色，要多難看有多難看。雖然他並不承認這是輛破車，可北京街頭曾經一塊二一公里的破夏利，都比他的車整齊。

他為此嚴重抗議：“拉達也曾是世界十大汽車品牌之一。”

我不跟他爭辯，只是問他，“聽說你們做警察的，黑錢收得很厲害，黑社會都黑不過你們，你怎麼窘成這樣？”

安德烈的臉慢慢漲紅了，無意中提高了聲音，“玫，我希望你向我道歉，我不知道你從哪兒聽來的訊息，但我從沒有起過任何瀆職的念頭，我很驕傲我是個警察。”

“對不起，”我沒想到他這麼敏感，連忙認錯，“我言重了。”

“你應該道歉，玫，你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我喜歡你，可是你不能誤解我。”他說得很認真。

安德烈真是個英俊的男孩兒，連生氣的時候都讓人心折，我把手插在褲兜裡，看著他笑，“安德烈，你真象個孩子。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近墨者黑，總有一天，你會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望著我，“也許你說得對，警局已經三個月沒有發薪了，人總要活下去。”

他說的是實情。一個警察的起薪，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納（烏克蘭貨幣），不到八十美金。

二零零二年的烏克蘭，經濟已經開始復甦，但平均收入仍低於國內，物價卻比國內高出一倍有餘。進入天寒地凍的冬季，蔬菜瓜果更是貴得讓人乍舌，西紅柿每公斤接近八個美金，黃瓜則超過十二個美金。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費，也只能偶爾打打牙祭，而當地人的餐桌上，僅有土豆、洋蔥和胡蘿蔔，吃到人反胃。

我聳聳肩，學著瓦西里的口氣說：“算了，安德烈同志，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跟我走，我請你喝酒。”

“真的？”他喜出望外，看得出是真正高興。我走過去接受他的擁抱，然後把手臂穿進他的臂彎。

來烏克蘭四個月，對斯拉夫民族表示親熱的方式，我從最初的惶恐已經逐漸適應，但和男性實施起來還是不大自然。不過在安德烈面前，我總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輕佻，也許是他太實在，很容易就讓人消除戒心。

酒館裡人聲嘈雜，擠滿了口沫飛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