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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病毒進行生物戰爭，可能成為這種戰爭中的一種重要手段。這種戰爭手段可以在隱秘的條件下采用，並可以在短時期內，給對手造成經濟、政治和生命的嚴重破壞。對此，善良的中國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進行的戰爭，起源於漢武帝后期的漢匈之戰，是匈奴人所

最早使用。對中國造成了嚴重的禍害。此事件關係西漢後期，以至兩漢魏晉數百年曆史，影響至為深遠。但迄今從未被史家所論及，茲綜括史料，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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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編制《漢武帝年表》時曾注意到，徵和四年漢武帝著名的“輪臺詔”中說：幾年前匈奴將戰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之下，對漢軍說：“秦人（按此即西語china即“秦人”之稱的起源），（希臘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諸國風土記》：希臘稱中國為秦尼策國（Tlinitza），又稱秦尼斯坦（Tzmista）。長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敘利亞文稱中國為秦尼斯坦（Tzinsthan）。數名皆同一語源，由海道傳播至西方者。（見《中西交通史料彙編53—54頁）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語源。）你們要馬，我送你們戰馬。”而所捆縛的這些戰馬，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馬匹。所謂法術，當時稱為“詛”或“蠱”。實際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漢地所沒有的病毒的帶疫馬匹。漢人將此馬引入關後，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時代漢匈戰爭之後期，由於漢軍攻勢猛烈，“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

埋牛羊如何能阻擋漢軍攻勢呢？原來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詛”過的，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定牛羊屍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使軍隊喪失戰鬥力。顯然，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這是人類歷史上見諸記載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資料參看何新《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第428頁。）這種生化戰的後果，《史記》、《漢書》未作詳述。但《通鑑》記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規伐羌之戰，“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對當時軍隊戰鬥力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後，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

“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他的部隊不帶糧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則在胡巫施術後，部屬必多染疾疫。這位年輕將領一向體魄壯健，剽勇過人。遠征歸來後，突患暴病而夭折。現在看來，很可能與匈奴的“生物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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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后期，國中已數起大疫。由於當時人認為，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天漢二年秋，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專使欽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這也是引發後來“巫蠱之禍”的來源。�

巫蠱之禍，是發生於漢武帝晚年一次嚴重的宮廷變亂，其直接目標是搜尋和打擊致人病蠱的胡巫。但由於擴大化，株連甚多，引發了激烈的宮廷政爭，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儲君衛太子劉據之死難。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認為這也是由於匈奴搞生物戰所間接引發的一次重大政治事變。（此事請參看本書《論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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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胡巫）透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徵，一是因發高熱而苦寒，《黃帝內經》熱病篇：“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一是患者體有斑瘀（所以稱為“傷”），死亡率很高。（所謂“瘟疫”，即瘟病，瘟也是發熱的意思。）�

由於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20年的週期反覆發作，頻頻不已，綿延不斷。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以及醫學上，均對中國歷史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變化。東漢末名醫張仲景總結治療疫病經驗寫成名著《傷寒論》，就是從中醫學上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治療方法的一部總結性著作。�

西漢後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爆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係。總體來說，當社會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後期，疫情再度頻繁發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