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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察巫蠱案延禍於衛皇后及太子劉據。後乃為宦者郭穰所揭露。）�

［千秋無他材能，又無伐閱功勞，以一言寤上意，數月得宰相，封侯。漢使往匈奴，單于問新丞相事。曰：“苟如言，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也。”�

使者歸告單于語，帝怒，以為辱命，欲殺之，良久，乃釋之。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優於前任。］�

同月，頒“罷輪臺戍哀痛之詔（輪臺詔）。向全國民眾表示懺悔。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亂收費），”又曰：“方今之務，在於勵農。”�

［《漢書·西域傳》班固贊曰：漢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轉變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漢武帝對此也有所認識，為什麼他要遲到徵和末年自己臨死前，才在輪臺詔中確認這種轉變呢？�

一個原因是，漢武帝與衛太子的矛盾制約著轉變政策這件事情的整個過程。可以說，漢武帝在完成積極事業的過程中，該止步的時候沒有止步。他師心自用，僥倖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引自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

［徵和四年武帝下輪臺詔略曰：“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足置長城下，馳言：秦人，（秦人，即西語China之源，來自匈奴語也。譯音即“秦那”，“那”為匈奴語之“人”稱。）我與若馬。’又，漢使者久而不還（謂蘇武等）。�

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乃者以弘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曰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驪山，詔之必毋深入，乃不效。及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

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使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戍輪臺，欲起亭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

漢武帝生平大事年表（47）

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連載：漢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亂收費），勵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備而已。］�

［田餘慶說：太初元年（前104）李廣利伐大宛，是漢在西域用兵第二階段之始。太初三年，李廣利逼降大宛。由於漢軍已西移至大宛，漢的軍事亭障也因此得以自敦煌，玉門繼續向西延伸。《漢書·西域傳·序》說：“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史記·大宛列傳》敘此於漢降大宛“歲餘

”之後，當是天漢元年（前100）的事。漢得河西走廊以後，約二十年中，亭障自令居西行，經酒泉、敦煌、玉門，至是又到達鹽澤，即今羅布泊地區。�

唐人司馬貞於《史記·大宛列傳·索隱·述贊》中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在西漢勢力向西域推地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絕域中列置亭障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亭障相連，構成防禦線，構成交通線，也構成供應線。亭障還為漢向更西的地方傳播政治、經濟、文化影響提供保障。可以說，沒有亭障，也就沒有漢在西域的經營。�

漢朝向西域推進，大體的程式是，先是軍隊向西佔領據點，然後是，在據點的後方修築亭障；繼之在據點的前方向更西的區域擴大聲威。元封三年征服樓蘭、姑師後，即遵循上述程式進行活動：元封四年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門；遂“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

漢朝勢力向西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即元封和太初；兩個步驟，即樓蘭之役和大宛之役。這是戰略形勢使然。第一步驟指向樓蘭、姑師，

決定於地理條件。至於第二步驟，可以指向大宛，也可以指向大夏，還可以指向近旁它國。�

徵和四年輪臺詔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請求於渠犁、輪臺設定屯田以外，還請求把鹽水亭障再向西方的烏孫延伸。按照上述漢軍西程序序，這意味著將要在更西的某個地方實現第三階段、第三步驟的戰爭。（田餘慶《秦漢魏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