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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18、1737～1739、1788～1791）；同法國的九年戰爭（1689～1697）、西班牙王位繼承戰（1701～1713）；1740年以後針對普魯士的長期戰爭（包括奧地利王位繼承戰及七年戰爭），以及十八世紀末反對波拿巴的同盟戰爭，等等。＇11＇這些有的是外線作戰，有的則不是，如土耳其軍隊即曾兵臨城下，包圍帝國首都維也納。

相比之下，中國卻正處於一個“百年和平”之中。從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1680年代）平定三藩、收復臺灣以來，內地幾乎沒有戰爭，乾隆朝“十全武功”，主要發生在邊疆地區（包括西南等清人所謂“新疆”、“土司”之地）。

據研究，在歐洲各種專制君主之中，哈布斯堡王朝是最著名的。一方面，奧地利帝國在國際上經常站在“反革命”同盟一邊，另一方面，在內政上它恰是一個“封建專制國家”，——這個國家並沒有因劉松齡所擁有的“科學”而“現代化”，或實行政治變革。＇12＇

在奧地利皇帝治下的是一個民族大雜燴，其中800萬臣民是德意志人，比這多一倍的是這種或那種斯拉夫人（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羅塞尼亞、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人），還有500萬匈牙利人，500萬義大利人和200萬羅馬尼亞人。＇13＇確實，這樣的政治，怎麼就比中國好呢？＇14＇從某種角度說，這個“大清帝國”除了不信耶穌基督以外（它可有著多種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各個方面，可能並不多讓於奧匈帝國。不但如此，就連整個歐洲文明，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康有為眼中，已是失望之極。＇15＇馬戞爾尼帶來那些“科學技術”及“堅船利炮”，就更不足道了。

乾隆初年，劉松齡對清政府真是充滿了鄙夷。不過，他的看法逐漸也有所改變，也不再那麼恨皇上了。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劉松齡說，不知該用什麼話來讚美皇上的認真和思考能力。他說到做到。很想了解所有的事，不管是中國還是外國的情況，不管是在打獵時還是在出訪中。他做事情非常有條理，而且下邊的人都願意聽他。中國人會發命令，也會聽話。

在另一封信裡，他讚美中國在很長時間裡是一個有秩序的和平的帝國，不像歐洲人那麼喜歡打仗。中國人這麼喜歡和平，是不是因為歐洲的王國都是在戰爭中建立的，而中國是由於和平或自願統一的？如果有一個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為他們全都聽命於一個皇帝，而歐洲卻有好幾個國王？……【隨文注=　Mitja　Saje：Zadnja　Dinastija　in　Izzivi　Sodobnosti（《中國近代史》）；參見高王凌：“劉松齡，最後的耶穌會士”，《中國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劉松齡研究之一）；美國人羅斯（E·A·Ross）1911年出版的《變化中的中國人》（中譯本，中華書局，2006，頁157）中寫道：“沒有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一樣，並不依靠警察和士兵來維持和平”。】在這中間，劉松齡還引述了孟子關於“定於一”的話。＇16＇

一場重要的爭論，——中國是不是“專制主義”？——就在這時發生在國際漢學的重鎮法國。它也許是在歷史上首次提出這一問題，其中部分原因則來自來華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牽涉到孟德斯鳩（Montesquieu）、伏爾泰（Voltaire）、魁奈（Quesnay）等西方哲人。他們所依據的，主要就是杜赫德（Du　Halde）蒐集耶穌會士報告撰寫的《中華帝國志》（1735）。據此魁奈提出，世界上有兩種專制主義，一種是合法的，另一種是隨心所欲的。中國可能是專制主義的，假如人們想這樣說的話，但它是合乎法律的而不是任意的。因為“中國政府的體制是以一種不可置疑的和佔絕對優勢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法則之上的”。他抱怨他的對手們偏見太深。與之不同，孟德斯鳩區分了三種不同的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和獨裁製。他把中國歸入獨裁製範疇（儘管他承認那裡人民無限幸福）。相反，伏爾泰讚揚中國的政府。他認為實質上中國不是專制主義國家，而是建立在父權制基礎之上的絕對君權制的國家。“這個大帝國的法律與安寧是以最自然最神聖權利為基礎的：孩子尊敬老人”。在所謂專制政府那裡，君主可以不受法律的約束，隨意剝奪公民的財產與生命。但在中華帝國，情況並不是這樣。伏爾泰甚至讚揚與他同時的乾隆皇帝，還打算跟他通訊。＇17＇

但是，當時所有人都沒有料到，包括耶穌會士報告影響在內的“反專制”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