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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乾隆六年五月癸未。

＇32＇　參見《嘯亭雜錄》卷1《普免天下租稅漕糧》。

四、回覆三代

10。歷史意見，迴向三代

對清代歷史，學界已有過若干“現代”、“後現代”的解釋。不過，在錢穆先生看來，後代人單憑自己所處環境和需求來批評歷史，只能說是一種“時代意見”，而非“歷史意見”。＇1＇因此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和他們對自己思想行為的解釋，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清人當時對自己的行為是怎樣考慮的呢？

雍正十三年九月，即位一月的乾隆皇帝便表述了自己的追求目標——繼述祖志，實現“三代之治必可復，堯舜之道必可行”的理想。＇2＇上諭：從來帝王撫育區夏之道，惟在教養兩端。……我皇考聖訓所謂三代之治必可復，堯舜之道必可行者，庶能繼述萬一。此朕中心乾惕之誠，並表示，此非“邀譽近名”，以博臣民感頌，——“朕心務收實效，豈肯徒託空言”？＇3＇

所謂“皇考聖訓”，乃指雍正五年六月壬寅，世宗諭內閣：

朕願與大小諸臣交相儆勉，詳思禮義廉恥之大者。身體力行，則人心風俗，烝烝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其可復見也。＇4＇

這也可以說是皇考皇祖以來三代的理想。如康熙三十七年十月，聖祖諭：

朕嚮意於三代。＇5＇

但那時還只是虛說，而並沒有付諸實施，不像乾隆初年，就打算實做了。而且，不僅是想超邁皇祖、皇父，更是打算直追三代，做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策試天下貢士趙青藜等，制曰：

朕欲愛、養、足民，以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戶皆可封，以臻於唐虞之盛治。……多士學有所得，則揚對先資，實在今日，其直言之，勿泛勿隱。朕將親採擇焉。＇6＇

乾隆二年五月戊子，策試天下貢士何其睿等，制曰：

朕惟自古致治之隆，唐虞為盛。而虞書……言民事莫重於農，敦本計也。……多士其各攄所見，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乾隆三年二月丙午，首舉經筵大典。直講官班第、孫嘉淦進講《尚書》“諮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講畢，上曰：

自昔聖帝明王，以堯舜為極則。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時。舜之諮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時。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節。

這些都可以算作意圖“迴向三代”的例證之一。徵諸乾隆初政的許多做法，豈不正是要把“復古”作為一個重大的追求目標？＇7＇

中國文化傳統原本奉前人為榜樣，而不以未來為標的。在儒家思想裡，一向有一個極大的題目，就是如何“迴向三代”，迴歸古代“內外合一”、“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8＇乾隆初年的有關努力，正是對儒家正統學說的一個重大實踐。它意義深刻，既“傳統”，又帶有一定的“現代性”。在我看來。也遠比所謂“統一”或“盛世”來得重要；它與其說是為了證實清人統治的“合法性”，不如說是在積極地確立清代在中國數千年曆史中的地位。而且，化“空言”為“實事”，其意義怎樣說來都不過分。

但“迴向三代”，卻並非那麼容易。在歷史上，至少曾有過兩次重大的嘗試，一次是在漢代，＇9＇一次在宋代，都未能成功。＇10＇僅就主觀原因來說，前一次可謂“貌合神離”，後一次卻是“君相分立”。乾隆朝則過於突出皇帝個人，不但君相合一，甚至君代臣職。皇帝的素質暨儒學素養是超越前人了，甚至不在一般朝臣和名儒之下，但也造成了所謂“君孤”的現象。

乾隆四年八月壬辰，刑部尚書尹繼善面奉諭旨，曰：今當“上法”三代；但經一番閱歷，才知其難。只有寄望“與諸臣交相儆戒”，人君當上法堯舜，遠接湯武，不當以三代以下自畫。意謂希聖希天，有為者亦若是耳。由今觀之，不但堯舜湯武，夐乎難追。即（漢）文帝（唐）太宗，亦且有志未逮。可見天下事，責人甚易，而自處則難。局外旁觀甚易，而以身閱歷則又難也。＇11＇

而施政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乾隆五年正月壬戌，御史朱續晫條奏三折，以為效法漢之文帝、唐之太宗，不若效法唐虞三代，上諭：

若浮慕虛名，有意規仿，則效法漢唐，尚屬虛假，而況於唐虞三代乎。

表示不願改變初衷。＇12＇

七月庚寅，復諭：初意於“養民”有所成效之後，即興“教化”；它不是發展經濟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