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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處於衰弱時期，而西方文明正處於興盛的頂峰。也就是因為這樣，才讓一些人由東方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得出中國文化不如西方文化。黃種人不如白種人的謬論。”

楊銳的文化、文明之說只把北一輝繞暈了。這已經不是提倡均平富，抨擊官商勾結，百姓遭殃小憤青的層次了，這其實已經是歷史哲學層面的論述。看著小日本如聽天書，楊銳便從陳廣壽手裡接過一本書，道：“一輝，我所說的都在這本書裡，過段時間便要出版了。現在先把這本書的樣稿送給你。”

偉人的新著更是在出版前送給自己，北一輝發條一般從只坐了半邊的椅子上彈了起來。邊鞠躬邊接過，嘴中說著謝謝。在接過之後目光在書封上掃過，只見上面寫著“西方的沒落”五個大字，下面的著作則是楊竟成。名字很是吸引人，但是東方人的禮節卻不是如西方人那般馬上拆開，於是他只好抓住手裡，好好的放在身前。

要想鼓動民族主義，那就要挖掘本民族的光榮歷史，塑造自豪感和自信心，這是應有之義。但即使再多的“四大發明”、“四大文明”、“五千年曆史”，也沒有斯賓格勒的這本《西方的沒落》來的實在。前者是憤青們看的，後者是聰明人看的。唯有如此，才能破除白人至上論和全盤西化論。由此，那些嘴裡面高喊著民族革命，實際上卻高舉西方民主共和旗幟的孫汶之流，才會在民族革命上無立足之地。現在的孫汶，已經陷入了一個兩難境地，鼓吹民族主義，那麼民主共和就要拋棄；鼓吹民主共和，那麼民族主義就要拋棄。

不過現在，他做什麼都來不及了，因為復興會已經給他戴上了一頂西歐主義的帽子，加上他歷來鼓吹美式共和，同時舉義又一心想獲得列強幹涉，這些證據之下，他已經被描繪成了帝國主義的走狗，以民主共和為名妄圖取代滿清成為下一任傀儡，在復興會的宣傳中，他其實就是滿清第二。翻開歷史來看，在清末民國，搞革命沒有洋人的默許和支援是無法成功的，即便是能成，也只是在偏遠地區。誰要想革命，那復興會就把他說成是帝國主義的代言人。至於復興會，立的本來就正，即便是勾結列強、出賣國權，只要文化部一管制，文宣上再來一句：“羅斯福總統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或者高調宣傳：“中x兩國是一衣帶水帶水的鄰邦，友好交往的歷史源遠流長”，誰敢說復興會賣國？

楊銳歪想到“中x兩國一衣帶血、互毆的歷史源遠流長”的時候，北一輝小憤青已經問到第二個問題了，“竟成先生，請問您領導的革命，怎麼才能保證不出現日本那樣的情況，在下說的是日本現在的經濟被財閥們壟斷，百姓生活不會困苦？”

北一輝的問題其實不出楊銳的意料，他還是笑道：“我把國家經濟分成兩個階段，最開始只能實行國有化，這是是強大國家的基礎，那些私人資本是不會從國家民族的角度去考慮產業規劃的，因為資本都是趨利的。所以唯有政府主導的國有化才能打下國防的基礎，同時也打下工業的基礎，在這一個階段，不單是百姓，就是政府官員也是困苦的。日本已經經歷了這麼一個階段，一輝對這個階段因為沒有什麼反對的看法吧。”

見楊銳問道這裡，北一輝重重點頭，他那本著作上面說的其實就是這個意思，他不是對明治維新有惡感。而深恨全體國民勒緊褲腰帶辛苦了一把，可最後創造的財產全部進了財閥的口袋，他以後所寫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說的就是要改造日本國內的這種狀況。不過鑑於當時的國際形勢，本著為日本長遠打算，他還想著要向外擴張，為大和民族掙得生存空間。他這樣的思想，放在後世的網路上就是一個典型的憤青，對國內左，對國外右。一邊批判政府背離太祖、造成窮富差異，一邊又鼓動政府要在南海強硬，打擊菲傭越猴。楊銳對他們並無什麼惡感。不過對於北一輝這個日本憤青，就一心想著怎麼把他帶到溝裡去。

“國家的基礎已經建立，那麼接下來就是改革，再分配國有財富的問題。因為不改革。國有公司人事繁複。耗費甚大，加上又是政府官員管理的，他們並不是一個公司，而是一個官僚機構。即是官僚機構，那麼自然心思不是在經營和盈利上，那些官員想的是怎麼升官，而不是怎麼賺錢，日本也是基於國有公司的這種症狀。推行私有化，從而使財閥做大。這其實是經歷發展的必然。在西方是由商而官，大商人最後成為政客的不在少數，而在日本，因為原本沒有繁榮的商業，所以是由官而商，最終也是官商勾結。

這種過程上的差異就造成：美國商人最後都成了政客，但是還是有些商人不是政客。而日本財閥都透過謀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