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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不如說是以互贈禮物的形式表現出來，其次，這些互贈的禮物在這些社會中比在我們的社會中佔據了更為重要的地位；最後，這種交換的原始形式並非僅僅而且主要地具有一種經濟的特徵，而是讓我們體會到什麼可恰當地叫做“一種社會行為”，也就是說這種行為同時具有社會的和宗教的、魔法的和經濟的、實用的和情感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含義。

*馬塞爾…莫斯的《論贈禮》剛剛再版，它收錄在以《社會學與人類學》為題的第一卷中，這一卷收入了這個偉大社會學家的幾篇文章（P。U。F。1950）。這次我採用列維…斯特勞斯的術語，重申我第一次在這項研究的第一部分所做的陳述。（《那受詛咒的》，　Ⅰ，《消耗》，第70～79頁）。實際上，“交換禮物的宗教節日”主題對我的理論的開展如此重要，我一旦有機會，不能不徹底地加以重新研究。

慷慨的原則主宰著這類交換，這類交換總是具有一種儀式的特徵：某些財產不能用於普通的和有用的消費。這些通常是奢侈的財產。甚至在我們今天，奢侈品也以一種基本的方式，用於儀式化的生活。它們用作禮物，供招待會、節日專用：其中就有香檳酒。香檳酒是在某些場合喝的，或者，照規矩，是用來招待客人的。當然，在喝酒的時候，買酒人只是部分地享用它；這至少是主宰一份財產消費的原則，這份財產的性質就是節日的性質，節日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一個與其他時刻有別的時刻，這個時刻不過是某個時刻，某個財產的時刻，這份財產為了滿足深深的期待，“應該”或“理應”滾滾而流，完全沒有節制。⑥

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的讀者將會辨認出我第一次提出的原則和事實。今天我將以列維…斯特勞斯提供的形式——或相差無幾的形式——重申我的論點。我對這一重複並不感到遺憾。在我看來，重複有其價值：它堅持一種基本的發現。我不幸曾是第一個——無疑我現在還是唯一一個——在經濟理論方面進行思考的人。但是一方面，我考察普遍意義的經濟學：如果我滿足於政治經濟學所考察的部分活動，我就不會引入作為“古老交換模式”的“贈禮”的因素。另一方面，莫斯分析的“贈禮”，“交換禮物的宗教節日”，如同列維…斯特勞斯所強調的那樣，是一樁“總體社會事實”。如此，它同時處於通常彼此孤立的方面。當我在普遍經濟學的範圍內，觸及絲毫離不開色情的特徵時，我們不會感到驚奇，激發普遍活動的運動的贈禮原則又建立在性活動的基礎上。從它最簡單的形式來看的確如此：在生理上，性行為是一種旺盛精力的贈禮。從它最複雜的形式，從婚姻及婦女在男人之間的分配法則來看的確如此。

讓我們重複香檳酒的意象，香檳酒本身因普遍感情洋溢的活動而有了生命力，而且它是充滿活力的鮮明特徵。我們來看看列維…斯特勞斯的論斷：父親娶了女兒，哥哥娶了妹妹，這與擁有香檳酒的人很相似，這個人從不邀請朋友，他一個人獨自喝的窖藏酒。父親應該把等同於女兒的財富，哥哥應該把等同於妹妹的財富，放入一個儀式性的交換流通之中：他把她當成禮物送出，但是流通要求在一個既定地點被承認的一整套規則，如同遊戲需要規則一樣。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在其原則中表達了支配這個交換系統的規則，這種交換系統在某種程度上避開了嚴格的利益。“禮物，”他寫道（第67頁），“要麼是即時交換的等價財物，要麼是被獲益者接受的財物，獲益者在以後的某個場合必須回禮，回禮的價值往往超出贈禮的價值，但回禮也顯示了日後接受新禮物的權利，新禮物本身的奢華則超過了以前的禮物。”由此，我們主要應該牢記這個事實，即這些活動的公開的目的不是未來“收取經濟性的利益或好處。”有時假裝的慷慨甚至會破壞贈品。純粹而簡單的破壞顯然要求一種很大的特權。

奢侈品生產的真正意義是來自那些擁有、接受或贈與的人的聲望，奢侈品生產本身就是對有用勞動和人們用於生產某種有用物品的勞動的破壞（這與積累產品的有用力量、創造力量的資本主義相反）：對用於榮譽交換的物品的認可，使這些物品擺脫了生產性消費。

如果我們要談“透過交換的婚姻”，應該牢記這個與唯利是圖、討價還價和斤斤計較相反的特徵。連買賣婚姻也不得不加入同樣的活動：“這不過是莫斯分析的這個基本系統的一種方式……”列維…斯特勞斯（第81頁）。這些婚姻形式肯定迥異於我們在其中看到人道的婚姻、我們希望雙方自由選擇的婚姻形式，然而前者並沒有把婦女置於交易和買賣的方面，而是令她們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