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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聽了徐導的話，我心裡一直懸著的大石頭也終於落地了，付出的心血終於得到認可，可以給喜愛和支援《重案六組》這麼多年的觀眾一個交代，也讓自己的一樁心事得以了結。

一百多集的製作，十二年的歲月，我與六組的故事真是太多了，前面的文字，談了許多感動和溫情，講了許多趣聞和友人的幫助。接下來我想說說“那些年，六組帶給我那些不得不說的頭疼事”。

首先要說的便是經費緊張，一部影視劇的出爐，是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的。《重案六組》也不能免俗，也需要經費和人力的支撐，才能夠呈現到觀眾面前。可《重案六組》的製作和播出一直處在兩難的境地，自從2004年，涉案劇被趕出了黃金檔後，涉案劇便不再是影視公司敢於投入重金的搖錢樹，而只能小打小鬧地拍一些，放在不起眼的時段充數。因為一部“非黃金檔”播出的劇誰敢投錢？

為了節省開支，我們的拍攝環境選擇的都很偏僻，當年北京郊區哪裡荒涼，我們就把大棚搭建在哪裡，為的就是省下經費，用於別的製作用途。所以，我們的拍攝進行的一直都是很艱苦的，從電視上觀眾可能覺不出來，看到我們坐在正規的辦公室裡，談案情，聊線索，似乎很愜意。其實那都是我們攝製組搭建的大棚，冬天凍死，夏天熱死。

記得我們在拍《重案六組第四部》的時候，正趕上三伏天，本來外面的溫度就已經夠高了，棚裡一堆的燈光，裝置，還沒有空調（我們當時是同期收音，不能開空調），簡直就像蒸桑拿一樣。為了緩解炎熱，只好想一些土辦法，去通州製冰廠買了好多冰塊，放在大盆裡，用電扇吹著，製造點人工冷氣。生活中，就只能多買點冰棒，冰鎮汽水來消消暑了。但這個辦法對消解炎熱實在作用有限，只是杯水車薪罷了。

說完拍攝條件艱苦，接下來要嘮嘮拍攝強度大了。為了趕進度，我們“六組”的主要演員全天候地蹲在棚裡，四個月的時間沒有一天休息日，而且每天還要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全組人都盼著導演生病，導演病了大家就可以休息了，可偏偏年紀最大的導演永遠是每天第一個到現場，每個鏡頭親自拍完最晚收工回家，大家納悶，悄悄議論導演是不是吃了大力神丸？

我除了拍戲之外，就要兼做製作統籌，就是安排每天的拍攝內容，協調演員和場景之間的關係。《重案六組》是系列劇，每集都有外請的著名演員來客串，為了不讓客串演員等的時間太長，我們要求一個星期拍完兩集，無論如何外請演員要在一週內殺青，照顧演員了，場景的壓力就大了，在《重案六組》這部劇中，場景變換有幾百個，光各式各樣的住家也有幾百個，攝製組往往在辦公室拍一兩天就得出棚，把兩集當中其他外景拍掉。每天要換七八個景點，最多的一天我們跑了十五個景點。我感覺我們像一群瘋子，狂奔在街上和時間賽跑。

所以這部劇做統籌的最大難點在於眾多場景和眾多演員之間的協調。什麼時候到什麼場景；哪個演員到哪個拍攝地點等，這一切都需要我來規劃。一週的拍攝日程，每天的拍攝計劃和順序一週計劃都要縝密制定後發放給各部門長，每天我都在祈禱：千萬別出事！一旦發生意外，將會造成演員場景美工（如道具）製片等各個部門的混亂乃至影響整個拍攝週期。

在拍《重案六組1》時，有一次我因為錯誤的估計了時間捱了罵。按照當天的拍攝計劃，李成儒的戲上午就可以拍完，下午就不需要來現場了，大部隊下午轉場到中央電視塔拍攝，沒想到原本計劃要拍一下午的戲居然提前了兩個小時拍完了，天還沒黑，費這麼大勁兒進趟城，大家不能就這麼坐在馬路邊聊天啊？製片主任讓我趕緊挑出幾場街道的戲“填空”，我翻了翻場景表，街道的戲大部分都是大曾開車商討案情的戲，我只好硬著頭皮讓現場製片打電話通知李成儒，求他趕回來救場。好不容易休息半天的李成儒剛剛約了朋友吃完飯，聽說讓他回來，急了，在電話裡大罵：“有你們這麼使喚人的嗎？還讓不讓人活了？憑什麼王茜叫我回去我就得回去”製片把電話從耳邊拿開，任由他發洩心中的不滿，我緩緩坐在馬路牙子上，聽著隱隱從聽筒中傳來的憤怒的吼聲，很委屈也很無奈。

操心又勞力，那時候常常是一天忙下來，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但我們這麼辛苦，實際上的收益卻並不多。因為本身製作經費短缺的原因，根本就付不起演員高片酬。所以，這麼多年下來，演別的戲的演員可能都脫貧致富了，可拍《重案六組》的一幫演員，片酬就沒怎麼漲過，基本算是原地踏步。

大家也從沒提過漲片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