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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四十有二折，四方來會者，達七十餘人，盛矣哉，數十年無此豪舉也。”

上世紀30年代，清華教授有的住校內，有的住城裡。金嶽霖住城內北總布衚衕，與梁思成一家是前後院。他回憶說：“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裡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了請了一個拉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碰頭時，我們總要問問張奚若和陶孟和關於南京的情況，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對那個安排，我們的興趣也不大。我雖然是搞哲學的，我從來不談哲學，談得多的是建築和字畫，特別是山水畫。”

1934年8月，徐悲鴻夫婦遊歷歐洲、舉辦巡迴美展後回國，接下來在南京“歡宴洗塵，竟無虛夕”。某日戴季陶請客，席上問徐悲鴻：“你有這麼理想的一位夫人，為什麼要取名悲鴻？”徐悲鴻聽了略微一怔，說：“我取這個名字，是在認識碧微之前。”

蔣碧微在中法友誼會供職期間，因工作關係，參加過由外國太太組織的一種聯誼茶會，這個聚會每週一次，輪流做東，以閒談為主。蔣碧微說：“這些嫁給了中國人、具有雙重國籍的洋太太們，常常出語諷刺，批評中國，使我聽了十分憤慨。有一次，時任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的法籍太太到南京參加這個茶會的時候，聽到了那些無聊的話，便使用國語向我說：‘我真不懂，她們為什麼偏要說這些？’”

1939年1月，方令孺、宗白華、蔣碧微等11人在重慶發起一個聚餐會，每週一次，固定在蔣碧微家。除這11人湊一桌為主人外，再另請一桌客人，客人每週不同，按專業區分。例如請文學界的，就叫“文學專號”，考古界的叫“考古專號”等等。每聚一次稱為一期，每12期為一卷，每卷設一主持人，稱“主編”，第一卷的主編自然是蔣碧微。張道藩、老舍、蔣夢麟、傅抱石等都曾被請去作客。蔣碧微說：“小集時賓主非常和諧，談笑風生，輕鬆愉快，或則討論學問，或則評論時局，有時也不免月旦人物，古今中外，無所不及。對於個人的學問見識，都有很大的裨益，不僅是吃吃喝喝而已。”

民國初年，邵飄萍任《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某次他在北京飯店宴請全體閣員、府院秘書長等要人。他事先做了精心佈置，在隔壁室內預備好電報紙，讓兩輛腳踏車守在門外。這些大員們興致勃勃，無所避忌，酒後吐出很多重要訊息。邵飄萍則隨得隨發，宴會尚未結束，各種訊息已電達上海。

吳湖帆寓居上海拉都路時，每月找一個星期天的下午，邀三四友人來家裡小酌，鄭逸梅回憶說：“菜餚幾碟，都很精美，且酌且談，盡半日之歡。”

1927年6月1日，王國維到清華工字廳參加國學院第二班學生的畢業宴會，後來有人記述了這一場面：“畢業宴席共設有四桌，所有師生歡聚一堂，大廳裡始終瀰漫著一種喜慶的氣氛，而王國維於就座的那一席卻寂然無聲，人們已經習慣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沒人特別在意。散席時，王國維和平常一樣與人一一作別，離開工字廳後隨陳寅恪一同散步回家，並順路到陳寅恪家中進行暢談。”誰也沒有料到，第二天，王國維便自沉於昆明湖。國學院的畢業宴會，也成了王國維最後一次參加的活動。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常在寓所邀友人聚餐，通常是事先發出邀請信，如1935年11月19日，他致信許壽裳：“廿一日下午約士遠、兼士、幼漁、玄同四五老朋友來談閒天，晚上就吃鄉下廚子做的便飯，乞兄參加，並不是吃飯，乃只是為談天計而粗具茶飯耳。如天氣尚早擬令家中小孩為照一相，故下午希望早來，但冬天天短，不知大家能來能及否也。”

《文學季刊》的編者為了拉稿和聯絡作者，1934年1月6日在北平請了一次客，應邀赴宴的季羨林在當天的日記裡寫道：“今天文學季刊社請客……北平文藝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髮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東招西呼，認識人，有的仰面朝天，一個也不理，三三兩兩一小組，熱烈地談著話。”

民國後期，梁思成夫婦住在清華園的新林院8號。梁家每天下午4點半喝茶，除梁思成夫婦外，常來的茶客有金嶽霖、張奚若夫婦、周培源夫婦、陳岱孫等。林洙回憶說：“金嶽霖先生風雨無阻總是在三點半到梁家，一到就開始為林先生誦讀各種讀物，絕大部分是英文書籍，內容有哲學、美學、城市規劃、建築理論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