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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和胡也頻同居後生活拮据。一次兩人還剩一塊錢時，有客人來，只好用這一塊錢辦了一頓豐盛的晚餐。當時他們住在北平郊區的碧雲寺，第二天一早起來，兩人兩手空空，徒步幾十裡地進城找熟人借錢。

鄧雲鄉在《文化古城舊事》中說：“30年代中葉北平的中學名教員，收入一般在一百五十到二百元之譜，大都有輛包車，夏天晚飯或飯局後，最普遍的是公園、北海茶座上坐到半夜十一二點鐘回家睡覺。要有竹城之好的呢？小四合院樹下支開桌子，吊上電燈，八圈、十二圈八元十元底，輪流做東，更是家常便飯。牌桌上一夜下來，擦把臉、吃點東西來校上課、改卷子，是常事。”

“左聯”作家的生活與名氣是不成正比的。即如左聯領導人周揚，也經常靠舉債度日。胡風回憶說，有一天早晨，他們夫婦剛起床，周揚就來敲門，聲調很急切地說：“家裡沒有菜錢了，借個三五元吧！你手上沒有，就用魯迅的補助款也行嘛。”周揚的妻子蘇靈揚回憶說：“周揚除工作外，相當一部分時間要用來去‘找錢’。我們‘借’過許多同志的錢，如章漢夫、夏衍、羊棗、譚林通、梅雨、林林等，像沙汀、周立波‘借’得更經常。”1936年元旦，蘇靈揚臨產，但家裡沒錢送產婦進醫院。周揚出門跑了一天，總算從鄭振鐸處借到20元，解了燃眉之急。這種局面直到周揚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後，周揚得了大約800元稿費，生活才有所好轉。

魯迅定居上海後，一直是一個無固定職業的自由撰稿人。有人給魯迅算了一筆賬，他在上海的最後九年，共計收入為國幣7萬多元。平均月入700多元，這大體是當時一個名牌大學教授收入，相當於上個世紀末的人民幣兩萬多元。魯迅在上海住過三個地方，自然是越搬條件越好，去世前，他想再一次遷居環境更幽靜的地段，曾致信友人：“頗擬搬往法租界，擇僻靜處養病，而屋尚未覓定。”他在《病後雜談》中也算了一筆賬：“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裡有些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兩，每兩作一塊四角（銀元）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塊六。”

畫家黃賓虹寓居上海時，生活頗為艱辛。他租了間陋室，屋裡無任何裝置，房租卻一再看漲，以至終於負擔不起。“常因覓屋不得，為之棲棲惶惶。”有時因為買不起菜，只能連吃若干天白飯；車自然也坐不起，多遠的路都走著。

李大釗遇害後，家中每況愈下，後來不得不以出售李大釗的藏書來維繫生活。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適：“守常長女李星華（現在孔德學院肄業）來說，守常遺書出賣，此事曾與兄及孟鄰（蔣夢麟）校長說過，唯近來寄存書籍的親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況亦甚窘苦，想早日賣掉。孟鄰曾提議由大家集款買下，寄贈於圖書館以作紀念，或比較由學校收買更易辦亦未可知，希望兄為幫忙，為向孟鄰一說，早點想一辦法以了此事。”

邵洵美生在豪門，又娶豪門之女（盛宣懷的孫女、也是邵的表妹）為妻。據說盛去世時，家裡光現款就有三千萬兩銀子。邵家五口人，僕人有三十多個。他年輕時，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餐館，他每年的生日都在一品香過。邵屬虎，每過生日，必事先在一品香定做一隻與真老虎一樣大的奶油老虎，作為生日蛋糕。

7．家事

盛宣懷病故後，家人花40萬巨金買通工部局洋人，獲准把靈柩抬到大馬路（南京路）轉了轉，致喪事盛況空前，轟動了上海灘。張謇恰好因事到滬，就去盛家弔唁，誰知盛家出來應酬的都是親戚和門客，一問方知，家屬全都去看梅蘭芳的戲了。張遂苦笑而出。

魯迅去世前一個多月，即1936年9月5日，寫了一篇題為《死》的雜文，當中一段話，被普遍認為是魯迅的遺囑：“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以為我倘曾貴為公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卻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胡宗南任第一軍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