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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伯昭是上海灘的大買辦，但生性吝嗇，就喜歡用算盤算賬，屬於一毛不拔的典型。但他也有另一面。鄭有六男四女，他把其中的兩個兒子送到劍橋大學讀書，歸國時，從歐洲運回各式各樣的汽車，鄭家擱汽車的地方一度被人說成是汽車展廳。鄭本人也坐著當時最名貴的Rolls　Royce（勞斯萊斯）牌轎車。鄭家有私人游泳池。英美菸草公司舉行盛大宴會時，鄭的妻子有時也出席，帽飾上嵌著兩粒蠶豆大的鑽石，不少洋人的女眷都看了發愣。鄭的兒子們還養著幾十條狼狗，僱專人做狗饅頭，每天要吃進去幾十斤牛肉，解放前夕，這批狗被主人包了一架飛機運往香港。

1948年夏秋之間，蔣經國在上海督導經濟。9月11日，蔣曾傳訊周作民，要其交代所藏外匯數目。周答：“我個人沒有外匯，我從事金城銀行工作幾十年，除在上海、北平有三處房地產及一些銀行股票外，個人向來不做外匯買賣，也不積存外匯，僅有美金三五千元。”

張伯駒的父親去世後，遺有50萬元的鹽業銀行股票。張將其中30萬元給天津家用，另20萬元留北平家用，他用這筆錢買了宋元字畫，以後又向鹽業銀行陸續透支40萬元收藏字畫。戰後，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張伯駒便很輕快地還上了這筆欠賬。

1934年1月11日，聞一多在一封寫給友人饒子離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四個孩子的家庭已經夠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給家裡寄四十元，給岳家寄三十元，而岳家的境況更是一言難盡，我若不寄錢去，一家人就得餓飯——真正餓飯……總之我自己雖困難，守著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總算是一條生路。”

陳學昭1922年入上海愛國女學讀書，同學中不乏有錢人家的女兒，如一個京劇名角的兩個妹妹，大資本家虞洽卿的女兒等，她們上學放學，都是小汽車接送。

抗戰勝利後，作家黃谷柳到香港謀生，一家六口在九龍聯合道租了一間不及4平方米的小屋，只擺了張床，沒有桌椅。剛出生不久的小女兒不時哭啼，黃根本無法寫作。屋外走道的一端是房東安放的一個“神位”，剛好可以放下一個小板凳，黃谷柳的妻子便用一捆木柴和鄰居換了一個肥皂箱，黃就是在肥皂箱上寫成了名篇《蝦球傳》。

抗戰爆發後，戰火蔓延至豐子愷的家鄉，他被迫逃離剛落成不久的“緣緣堂”。後有信傳來緣緣堂已焚燬於戰火。豐子愷一家十餘口在逃難中互訴損失的家當。有人可惜衣櫥裡的許多衣服，有人可惜滿堂新置的傢俱。他的一個女兒說：大風琴和打字機最捨不得；另一個男孩說：鞦韆架和新買的腳踏車最肉痛。豐的妻子則掛念她房間裡的一箱墊錫器和一箱墊瓷器。

抗戰勝利後，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轅主任。一日，齊白石前來造訪，稱無米下鍋，無煤取火，請求救濟。李宗仁也無良策，只能從行營人員的配額中酌量撥出一部分給了齊白石。齊因此對李甚為感佩，認為李宗仁能禮賢下士。他特地畫了一幅壽桃，送給李宗仁夫婦。後來李定居美國，這幅畫一直掛在他的客廳。

民國初年，上海灘靠賣文能買得起汽車的，唯畢倚虹一人。到了二三十年代，文壇富翁當數邵洵美和徐志摩。邵是豪門之後，繼承了大筆遺產；徐則是大學教授中唯一有私人汽車的人。

北平時期，一個大學教授的月薪大體為360元，所謂庚款教授多達450元。陳垣教授除日常收入外，還四處兼職，每月能掙上千塊。

民國初年，張元濟家的浴室裡已裝有煤氣熱水爐，點燃後20分鐘即熱。此外室內還裝了一個類似水汀（暖氣）的煤氣爐，便於冬天洗浴。張元濟規定，每星期全家洗一次澡。

1934年，張元濟的女兒出嫁。她向家裡所提嫁妝僅傢俱就要四套，包括臥室、客廳、餐室和書房。此外還提出要冰箱和汽車兩大件。這在當年，是一筆相當大的開銷。而張元濟當時已退休，商務印書館兩年前因戰火遭巨創，張家家境遠不如前。父母為滿足女兒的心願，只能東拼西湊。張母連操心帶忙累，事後一病不起，不久即離世。

袁世凱的某個兒子在燕京大學唸書時，不住宿舍，公館安在海淀。他每天包車去上學，傭人跟著，等在教室外，課間休息時，傭人要遞擦臉手巾、香片茶、三炮臺煙。

《羅曼羅蘭傳》的譯者鮑文蔚從法國留學回來後，在北平中法大學當教授，另在孔德學校兼課，月入300元上下。鮑家住兩個小院，共八間北房，兩間東房，兩間西房。家裡有客廳、書房、盥洗室、浴缸、廚子、女傭以及自己的包月車。書房裡四壁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