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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退下去，不再燙手時，他一邊拿起一個包子，一邊用另一隻手把盤子推到許欽文面前，說：“這裡的包子，可以吃；我一個就夠了，這些就由你包辦吧！”

上世紀20年代末，李璜在上海四馬路宴請徐悲鴻、蔣碧微夫婦等，梁實秋也在座。席中有一道蠔油豆腐——用頭號大盤，一片片平鋪著嫩豆腐，上灑黃澄澄的蠔油汁。這道菜梁實秋記了一輩子，他說：“此後數十年間吃過無數次川菜，不曾再遇此一傑作。我揣想那一盤豆腐是擺好之後去蒸的，然後澆汁。”

1948年3月，鄭振鐸到杭州，住葛嶺飯店。一天晚上，鄭喝過一斤黃酒後，去豐子愷家，恰巧豐子愷也剛喝了一斤黃酒。兩個闊別十年的酒友遂重啟杯盤，女僕端來一壺酒和四樣下酒菜：醬雞、醬肉、皮蛋、花生米。窗外下著小雨，豐家牆上貼著一首他抄錄的數學家蘇步青的詩：“草草杯盤共一歡，莫因柴米話心酸。春風已綠門前草，且耐餘寒放眼看。”豐感慨道：“別的事都可有專家，而詩不可有專家。因為做詩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詩也做得好。倘說做詩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詩，就好比說做人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人，豈不可笑？”兩人還提起二十多年前一件和喝酒相關的舊事：

那時他倆都在上海。一日鄭振鐸在街上遇見豐子愷，正當飯點，便說：“子愷，我們吃西菜去。”兩人來到新世界對面的晉隆西菜館樓上，點了兩客公司菜，一瓶白蘭地。飯罷僕歐送來賬單，鄭振鐸問豐子愷：“你身上有錢嗎？”豐一邊答應一邊摸出一張五元的票子把賬付了。隔了一天，鄭振鐸到立達學園找豐子愷還錢，摸出的是一張十元鈔票，豐死活不收。正僵持間，立達同事劉燻宇過來把錢搶去，說：“都別客氣了，去新江灣小店喝酒吧！”於是又號召了夏丏尊、匡互生、方光燾等七八人，去了小酒鋪，等大家把這張十元的鈔票吃完時，都已爛醉如泥。20年後，當年共飲的人中，有的作古，有的遠在貴陽，有的已不知去向。只剩兩個有緣的“東家”坐在一起喝酒敘舊。

1927年3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派郭沫若帶著委任狀和大印到安慶拜訪李宗仁，促其兼任安徽省主席。從下午兩點說到傍晚，李宗仁仍不吐口。後李留郭晚餐，並餉以白蘭地酒。郭沫若既健談，也善飲，更擅長划拳。席間他與李宗仁划拳，拳技遠在李之上。平均起來郭喝一杯，李得喝四五杯。後來李酩酊大醉，倒在沙發上睡著了。第二天醒來，李宗仁問左右，郭副主任（郭時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哪去了。副官答：你醉了之後，他再三推你不醒，便帶著委任狀和大印回武漢去了。

蘇州有不少有名的茶館，如雅聚、望月、玉樓春等，有人曾把這三家茶館名作為對子：“雅聚玉樓春望月。”但似乎沒有徵得下聯。泡茶館是當年在蘇州十分盛行的一種消閒方式。不少人一日數進茶館，一次茶罷，堂倌往往不收茶壺，等著茶客再至乃至三至。老茶客出一壺茶資，可以坐上一整天。

上世紀20年代，蘇州流行吃一種油煎排骨，每塊賣銅元五六枚。玄妙觀前到處是排骨攤。提籃叫賣的見人便問：“阿要買排骨？”有老先生嘆道：“排骨二字，音同敗國。國事失敗，一至於是也！”

學者周越然曾盛讚蘇州的小吃：“瓜子香而且整，糖果甜而不膩，其他如小肉包、良鄉栗子及一切小食，使人人有口不忍止、不顧胃病之勢。”

蘇曼殊喜食甜食，尤好採芝齋糖和麥芽塔餅。麥芽塔餅是吳江一種民間食品，用麥芽和苧搗爛做成餅，裡面是豆沙餡，雜以棗泥脂油。這種餅味美無比，但不好消化。常人能吃三四個，已屬健胃，蘇曼殊則一氣能吃20個。除了上列兩種，蘇還愛吃酥糖、可可糖、粽子糖、八寶飯、摩爾登糖，曾自號“糖僧”。

江南多水鄉，船上生活是一景，船菜是當中的一樣。船菜顧名思義，即船家做的菜。民國年間，船菜在蘇州一帶頗為盛行，這也是一般飯館所比不上的。因為船菜只備一席，小鍋小灶，做一樣是一樣，湯水不混合，材料不馬虎，每樣都有它的真味。又由於船菜質量好，坐在船上吃喝，十分逍遙安舒，還可以眺望、談笑，玩個夜以繼日，因而當年快船常有求過於供的情形。

蘇州的許多小吃，如糖山楂、桂圓糖、脆松糖、排骨、醬牛肉、五香豆等都風味獨特。星社成員徐碧波遷居上海後，還常託蘇州的友人代買吳苑茶館的五香豆。

民國時，蘇州觀前街有一家叫王寶和的酒店。據曹聚仁感覺，這家店的酒很不錯，但店裡只賣酒，不賣下酒菜。店外面以少女少婦為主的酒菜販子則川流不息，有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