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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國粹，確是所謂‘士大夫’的壞處。印度的甘地，是反英的，他不但不用英國貨，連生起病來，也不用英國藥，這才是‘言行一致’。但中國的讀書人，卻往往只講空話，以自示其不凡了。”

1936年4月，魯迅致信顏黎民：“我很贊成你們再在北平聚兩年；我也住過十七年，很喜歡北平，現在是走開十年了，也想去看看。”

張競生說：“新男性應該具有碩大的鼻子，濃密的鬍鬚，寬闊的肩膀，強健的肌肉；新女性則應該具有高聳的鼻樑，紅潤的臉頰，豐滿的乳房，肥胖的臀部，粗壯的大腿以及發達的性器官——所有這些都是性交過程中性趣衝動達到最高潮的產物。”

周作人說：“在中國我覺得還是北京最為愉快。”

郁達夫說：“女人終究是下等動物，她們只曉得要金錢，要虛空的榮譽，我以後想和異性斷絕交際了。”

胡適在課堂上曾給“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這句格言加了一條：“時髦不能跟。”

林語堂曾用第三人稱自述生活方式：“他主張優遊歲月，卻認為全中國除了蔣先生和蔣夫人，就數他最勞碌，他硬是靜不下來，火車老不進站，他一定在站裡站外逛來逛去，到商店巡察各種糖果和雜誌。寧可走三層樓梯，不願意等電梯。洗碟子速度很快，卻老是打破一兩個。他說愛迪生可以24小時不睡覺，不足為奇，端賴你工作專心與否。‘一位美國議員演講五分鐘，愛迪生就會睡覺，我也和他差不多。’”

林語堂說：“我想一個人的房間，應有幾分凌亂，七分莊嚴中帶三分隨便，住起來才舒服，切不可像一間和尚的齋堂，或如府第中之客室。天羅板下，最好掛一盞佛廟的長明燈，入其室，稍有油煙氣味。此外又有煙味、書味及各種不甚了了的氣味……”“我要幾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時髦的長褂，及兩雙稱腳的舊鞋子。居家時，我要能隨便閒散的自由……在熱度95以上的熱天，卻應許我在傭人面前露了臂膀，穿一短背心了事。我要我的傭人隨意自然，如我隨意自然一樣。我冬天要一個暖爐，夏天要一個熱水浴房。”“我要幾位知心朋友，不必拘守成法，肯向我盡情吐露他們的苦衷。談話起來，無拘無礙，柏拉圖與《品花寶鑑》念得一樣爛熟。幾位可與深談的友人，有癖好，有主張的人，同時能尊重我的癖好與我的主張，雖然這也許相反。”

潘光旦說：“我近年來有一個主張，就是覺得大小家庭都不好，最合理的是不大不小的家庭，剔除了大小家庭的缺點。這種不大不小的家庭，是由老壯少三輩組織成的，老人有豐富的經驗，壯的有力氣做事，少的有理想同朝氣，使著家庭的福利能夠進步。這樣的家庭，可以利用各人的特點，向外發展，對於國家同社會，以及他們的家庭，都是有益處的。”

潘光旦主張女人40歲之前最好在家帶孩子，教育子女，等孩子成長起來，母親再參加社會工作。但這個觀點遭到清華女學生幾乎一致的激烈反對。

蔣介石說：“夫妻諧和為人生唯一之樂事也。”

1925年春，孫中山病重入協和醫院，西醫已無辦法。這時張靜江、胡適等人向孫中山推薦中醫。孫說：“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

魯迅說：“人到無聊，便比什麼都可怕，因為這是從自己發生的，不大有藥可救。”

1920年，吳宓與陳寅恪在紐約碰面，當時，兩人還是30歲上下的青年，難免談及愛情與婚姻。吳宓日記記下了陳寅恪的幾段論道，如：“陳君又論情之為物……而斷曰：（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等及中國未嫁之貞女是也。（三）又次之，則曾一度枕蓆，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也。（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又如：“陳君寅恪雲：‘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又云：‘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

南開校長張伯苓說：“人可以有黴運，但不可以有黴相。越是倒黴，越要面淨髮理，衣整鞋潔，讓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覺，黴運很快就可以好轉。”

梁實秋說：“清茶最為風雅。”他就這個結論所舉的例子是：“抗戰前造訪知堂老人於苦茶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