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1/4 頁)

、廣播和電影等6個協會，從事上述職業的人必須加入相關的協會，對納粹主義不熱心的人或“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將遭到開除並剝奪從事文化活動的權利。納粹黨對宣傳的重視和納粹宣傳的成功，使戈培爾贏得了納粹黨高層領導人的信任和尊敬，原來稱之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人亦改稱為“我們的博士”。 戈培爾認為，宣傳的惟一目的，就是“征服民眾”；“我們的宣傳物件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必須粗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於策略和心理”；“我們信仰什麼，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隻要我們有信仰”；“政治不再是可能的藝術，我們相信奇蹟，相信不可能和可望而不可即。在我們看來政治正是不可能的奇蹟”；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複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 1935年5月10日的夜晚，擁有博士學位的戈培爾在柏林發起隨後遍及全國的焚書運動，那些被視為“對我們的前途起著破壞作用”的書籍，如馬克思、恩格斯、盧森堡、李卜克內西、梅林、海涅和愛因斯坦等名人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戈培爾向參加焚書的學生們說：“德國人民的靈魂可以再度表現出來。這火光不僅結束了舊時代，而且照亮了新時代。”戈培爾因此獲得“焚書者”的萬惡之名。 戈培爾對報刊、廣播和電影以及新聞工作人員實施嚴格控制，旨在消滅任何與納粹黨對立的傳播媒介。《法蘭克福日報》的猶太老闆被趕出報社，頗有影響的《伏斯日報》被勒令停刊，全國報紙由3607種減為2671種（納粹統治的前四年）；戈培爾或其部屬每天就新聞編髮問題做出口頭訓令或書面指示。德國廣播公司和電影公司亦成為納粹的馴服的輿論宣傳工具。 在萬湖會議上，希特勒最後決定在整個西歐開始屠殺猶太人。戈培爾起先似乎想將屠殺行動同鎮壓天主教會一樣推遲到所謂“最後勝利”之日，但既然希特勒決心已定，他也就決心緊跟了。1935年，戈培爾主持德國的反猶太人活動，宣稱“我們再也不想要猶太人了”（6月），將猶太人逐出國防軍和勞役部門；頒佈紐倫堡法律（9月），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公民權，禁止猶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任何交往均屬犯罪行動，戈培爾還氣勢洶洶地揚言：“只有將所有猶太人消滅乾淨，才能解決猶太人問題。只要還有一個猶太人活著，這個猶太人就始終會與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為敵。因此，不能對猶太人講任何寬容和人道。”　1937年5月　28日，戈培爾發表演說，猛烈抨擊天主教會神職人員的腐化墮落。1938年，戈培爾再次組織反猶太人運動：情報與安全域性局長海德里希奉命逮捕17000名波蘭猶太人，用悶罐車驅逐出境（10月）；為紀念啤酒店暴動而製造“水晶之夜”（亦稱“砸玻璃之夜”），將猶太人經常集會的會場、住宅和店鋪的玻璃全部砸碎（價值500萬馬克）而詭稱為德國人民“自發的示威”，身穿褐色制服的納粹黨衝鋒隊員還高唱：“今天，德國是我們的；明天，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 在納粹德國發動波蘭戰爭之前，戈培爾操縱宣傳機器煽動戰爭狂熱。《柏林日報》先使用大字標題警告：“當心波蘭！”後又謊稱“波蘭軍隊推進到德國國境邊緣”。《領袖日報》則動用危言聳聽的標題：“華沙揚言將轟炸但澤——極端瘋狂的波蘭人發動令人難以置信的挑釁！”《十二點鐘報》報道波蘭人攻擊3架德國客機。《人民觀察家報》編髮特大通欄標題：“波蘭全境處於戰爭狂熱中！上西里西亞陷入混亂！”1939年　9月1日的早報則競相報道所謂“波蘭志願人員和上西里西亞叛亂分子”襲擊靠近邊界的德國格萊維茨廣播電臺的訊息，而實際上襲擊行動是納粹黨衛隊保安處的特工人員炮製的。

第三部分戈培爾（4）

戈培爾與納粹要員在一起

納粹德國發動侵略戰爭後，最高統帥部在作戰部設有國防軍宣傳處負責軍事新聞檢查和編髮國防軍公報。戈培爾在整個戰爭時期都力圖把國防軍宣傳處變為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的職能部門，以便使政治宣傳和軍事宣傳協調起來，但是未能成功。戈培爾與裡賓特洛甫爭奪對外宣傳權的鬥爭也以妥協告終。儘管如此，戈培爾仍竭力利用手中的宣傳工具，為配合法西斯戰爭而鼓譟吶喊，頗具成效。戈培爾認為廣播是戰爭時期最重要的宣傳工具，演說比寫作更能吸引人心。由“哈哈勳爵”主持的對英廣播節目，在宣傳納粹戰爭政策、影響英國公眾心理方面是相當成功的。盟國提出法西斯必須無條件投降的原則之後，戈培爾乘機鼓吹德國不是勝利就是毀滅，此外別無選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