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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涉案各方用盡了手段，因而得以於9月20日向弘曆報告了與原先不同的案情。關德麟原是北京附近兵營的設軍旗人，由於朝廷裁汰漢旗，他出旗為民，並搬到離北京西北七十里的昌平居住，租種村民張二的地畝。後來他又搬回北京地區，住在自家墳園，以挑擔賣雜貨為生。他曾借給張二六千文錢，屢次催討未得。後來他又去張家要債，張因一時無錢，便留關德麟住宿。關多次吵鬧，並要與張的妻子同宿。張心存怨憤，與關口角後，去隔壁劉三家買燒酒吃。看到劉家兒媳梳頭掉下的頭髮，就揀回編了三條辮尖。乘關不在，張把這些髮辮連同自己老婆的一把剪刀一起塞進關的包袱，然後赴鄰近千總衙門報案。

弘曆覺得這個案子很棘手，這主要是因為此時各省的剪辮證據大概已引起了他的懷疑。他一方面同意對可惡的張二處以絞監侯，另一方面提醒他的官員們：“不可因有此誣捏之案，遂心存遊移，於躕緝割辮匪徒，稍有怠玩，俾正犯得以漏網。”

雖然就軍機大臣們的記憶所及而言，上述案子是最突出的，但其他種種奇怪現象也已引起了各省官員的注意。比如在河南使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刁徒私將父財妻物花用無存，遂自行剪辮假稱被人所割，錢物亦被人奪去。子騙其父，夫赫其妻者；更有頑生逃學，自行割辮捏稱被割致病，以冀不至書館者，情事百出。”江蘇的情形也是一樣，不過直到11月末才奏報到北京：“汀蘇各屬詳報有民人自割辮梢挾嫌圖賴及貪賞誣指等案。”

雖然民間誣告的全部情況要到幾個星期以後才會清楚，但軍機處在10月中討論妖術案時已對此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懷疑。在這樣的氣氛下面，讓我們來看看審判官們是如何重新審理那幾個最惡名昭著的叫魂案犯的。

被告席上的叫魂犯

張四儒的坦白

賣唱乞丐張四和他的十一歲兒子被關在安徽宿州的大牢裡，被指控在趙莊偷割了辮子。代理知縣劉某報告說，張在用刑之後承認他受高個陌生人趙三僱傭割辮。但是劉知縣無法讓他承認他就是山東乞丐靳貫子所供稱之張四儒。對高個趙三的搜尋也毫無結果。乞丐張四和他的兒子被塞進囚車，押送到鳳陽府衙，在那裡他承認自己就是張四儒。這一下，終於找到了追蹤迄今一直追遙法外的妖首玉石的線索。兩江總督高晉正在鄰近的徐州指揮黃河治水，他命令將案犯帶來由自己親審。看來，這件麻煩的案子終於可以有結果了。

在當地府道官員的簇擁下，高晉命令將乞丐張四和其子秋兒帶上大堂。但結果卻出乎他的意料，案犯推翻了原供並極口呼冤，堅稱是莊首趙某對他栽誣。因為張四兩腿腳踝的毆夾傷痕正在潰爛，高晉覺得不便刑求，便將莊首趙某傳喚到堂，嚴加訊問，趙某說出瞭如下的故事。

張四和其子在莊首趙某門前賣唱乞食，另外兩個乞丐得到一個饅頭，張四隻得到半個。這點東西只能引起這些餓漢們的憤怒，他們因嫌東西太少而辱罵趙某。趙警告他們說：“近日這裡有剪辮犯，你們最好快滾！”（言外之意是不要叫我把你們當作剪辮犯抓起來。）張四又罵了一回，乞丐們這才離去。趙被罵不甘，又懷疑他們是外來的壞人，便令僱工將他們提回。在一個乞丐的身上搜出了一小包藥，在另一個身上搜出了一把刀。這些人是不是就是大家都在談起的割辮妖黨？

但在他們身上並未找到割下的髮辮，因而他們是不會承認的。於是，趙某等人便開始威脅拷問秋兒，逼他承認是偷辮匪徒。但是張四和另外兩個乞丐還是否認偷辮。趙某便將他們綁在樹上，用鐵鞭毆打，將他們打成重傷。趙某害怕他們被放後會到官府去控告自己，於是就讓天生禿頭、素佩假辮的僱工費某從自己的假髮辮上取下一絡做成偽證。有了這件可怕的證物，再加上小刀和藥粉，就擁有了指控張四等人從事叫魂妖術所需的全部證據。趙某現在可以理直氣壯地向縣府告發這些罪犯了。

總督高晉發現，其他證人也證實了所有這些細節。他還發現，那把刀很鈍，根本無法用來割辮，而那包藥也不能用來迷人。但因為州縣當局先前已堅持原判，高晉別無選擇，只能把案犯送到北京去與山東來的案犯乞丐靳貫子當面對質。此時，靳已被押送北京，由軍機大臣來清理他那混亂的供詞。因為張四儒的名字是靳貫子首先供出的，當靳看到張時，當然應能認出他來。

張四和他的兒子於10月11日到達北京，以劉統勳為首的一班軍機大臣親自審問了他們。張四的兩腿已發炎化膿，經過長途押送，已是奄奄一息。他全身“黃腫”，兼患痢疾，但卻堅持自己的故事：他和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