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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如何進行黨內秘密活動，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同志，如何敏銳地認識三中全會反對立三路線時的調和主義。使我聽了，不是三中全會的中央決定要開四中全會的，而是從莫斯科回國的同志在黨內進行秘密活動，對三中全會中央突然襲擊，迫使中央召開的。這使我對四中全會的合法性有了一些懷疑。在談到調和主義罪惡如何大時，我當時想：已經撤銷了李立三的領導工作，李本人也承認了錯誤，並去莫斯科學習；三中全會中央又發了補充指示（通知），說明李立三不僅是策略上的錯誤，而且是路線錯誤，這個問題在政治上、組織上都解決了，為什麼還要開四中全會呢？我懷疑四中全會有宗派主義傾向。我當時是三軍團前委書記，應當認真傳達四中全會，聯絡立三路線進行討論，我沒有傳達這次會議，而政治部系統是傳達了。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是袁國平，我也沒有過問此事。

當時中央的各項決定，大部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具體問題，我也有過不同的意見。在四次反“圍剿”勝利後，撤銷一軍團政治委員羅榮桓的職務，不久撤銷三軍團政治委員滕代遠的職務。我電告博古，現在戰爭環境，軍中高階幹部不宜輕易調換，滕同三軍團群眾有一定聯絡，請求免調滕代遠，博古沒有回電，我生悶氣，代遠當然服從命令走了。軍隊中取消黨委制，實行單一首長制，即政委有最後決定權；不要老政治委員，而要換新政委。不依靠群眾的單純肅反觀點，造成軍內人人自危，軍隊內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特別是原屬政治部的鋤奸部，改為保衛局，為政治部平列機關，不受政治機關領導，形成特殊化、神秘化，嚴重地脫離群眾，造成互不信任。軍隊也不做地方群眾工作。以上毒流很久才清除。不久反對所謂羅明路線，其罪狀是羅明在一封信中說，蘇維埃邊緣區和中心區的具體政策應有所不同。這完全是對的，這是什麼退卻逃跑、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呢？

從粉碎四次“圍剿”到五次“圍剿”開始，蘇區毫無擴大。派去湘鄂贛邊區和鄂東南區的欽差大臣，把當地黨政軍大批領導於部打成改組派，加以殺害，放上他們派出去的欽差大臣，或調換氣味相投的一些人。這些事實使我慢慢認識到，四中全會是小資產階級宗派篡奪了黨中央領導權。

此事到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間，我到棗園毛主席處說，四中全會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說，四中全會合法還是合法的，因為它得到國際〔48〕的批准。我的懷疑也就消除了。

連城戰鬥

敵人的第四次“圍剿”被粉碎，這給了王明路線在軍隊中貫徹的機會。王明路線大肆宣揚四中全會如何正確，在行動積極化的口號下，紅軍根本得不到休息、補充、訓練。王明路線機械地瞭解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在戰術上也要求以少勝多，實際上是反對毛主席在戰術上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方針。

一九三三年夏，三軍團即轉入閩西作戰，取得清流、歸化、將樂、順昌四城，相當大片土地。不叫部隊做群眾工作，讓立即去進攻連城，限時限刻到達，並指定攻擊點（從北向南攻擊）。你要改變他的錯誤部署，下級改變上級企圖，必須完全負責，什麼，什麼。在這裡聯合兵團作戰和獨立兵團作戰應加區別：前者應該嚴格些，後者應給予最大的機動權力，以便於靈活地完成任務。教條主義常不加區別，看成一個公式。

當時連城有十九路軍之區壽年旅三個團，守著強固的野戰工事，裝備在當時白軍中數第一等，有相當戰鬥力。我由北向南完全處於仰攻，難於接近。五六月（注：公曆為七八月。）天氣，在閩西其熱如焚，帶領偵察排偵察了一天，找不到攻擊點。按其辦法是完不成任務的，要完成任務必須機動，改變原計劃。將情況電報司令部，得到批准，改為由南向北攻，這仍然不能完成任務，必須根本改變計劃。連城以南三十里之朋口，有區壽年旅之一個團（缺一個營）據守，工事堅固，地勢險要，但守軍少，採取圍攻打援來完成任務吧。激戰一天，消滅了一個營，包圍著一個團直屬隊和另一個營，區壽年果然傾城來援。消滅其來援之敵一部，餘向連城以東之沙寧方向逃跑了。此役，如一、三軍團在一起作戰，則區旅是可以全殲的。

取得連城後，亦不做群眾工作，命令三軍團立即進攻洋口、延平。消滅了民團、商團。駐該地之十九路軍，已乘輪船逃跑了。在閩西佔領的地區確實不小，已有八九個縣，都是猴子摘包穀，取一個丟一個，一個也沒有鞏固起來。群眾對我們的態度也不熱烈，召叢集眾大會，只有很少的人參加。這使我開始感覺到根據地內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