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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知道。”

一九五五年，西德領袖阿登納造訪莫斯科，蘇德之間終於建立了大使層面的對話。這讓伊萬看到了一絲希望，畢竟斯圖加特在西德，國際局勢讓這個不算太遠的地方，遠得如同不在人間。戰爭已經過去了十年，然而世界依舊被割裂為很多塊。

安德烈的那位朋友接待了他，但他卻表示不能幫助伊萬前往西德：“太敏感了，同志，現在還絕不是時候。我只能依靠我的大使身份代您聯絡那所大學，我只能說，我期盼得到迴音。”

美國呢？有時候伊萬會想起別里亞耶夫教授，這其實是他最大的希望，教授還活著，並且到了美國，他一定知道王耀的情況，但是冰冷的美蘇關係讓他再沒能聯絡到他。

算來他都七十多了，伊萬嘆了一口氣，他獨自走在莫斯科的街頭，走過等待、希望、失望、等待、希望、失望。他就這樣徘徊著，十年就這樣過去了。

如今已經沒有人再為他介紹戀人，也許文協新進來的小姑娘還會偷偷瞟他幾眼，但老同事都會笑她們：書記是不是很英俊？但是書記已經四十多歲啦，你們這些小丫頭，快去找年輕人吧。

對，伊萬已經是書記了，老書記退了休，文協便把這個崗位順延給了他。伊萬每天看看檔案，然後在作家們的會議上講一講檔案內容，直到突然的某一天，會議的氛圍有些變了。

赫魯曉夫的一些觀點似乎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強烈批判，“修正”與“反修正”這一類詞語開始出現在了文協的會議上，他們開始為“斯大林”爭論，為“赫魯曉夫”爭論，為“共產主義和個人迷信”爭論。一九六零年，中蘇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撕破了臉，然後他便再也沒能收到南京的來信。

這一點讓他倍感焦慮，因為南京檔案館的努力其實一直在繼續，不論有多大的工作量，他們依舊在組織人員逐一查檢資料，從北京到天津，甚至到廣州。南京的來信不斷帶來失望，但卻從未說過要放棄。

那位姓瞿的研究員如同他承諾的那樣：我會幫你的。

但個人的努力拗不過國際局勢的變幻，七月，蘇聯召回了所有的專家，中蘇正式宣佈決裂。這是伊萬沒有料到的，他從未想過中國和蘇聯會出現這種情況。

這種關係會盡快結束麼？就像我們偶爾也會吵一架？

我們的確吵過架，為了什麼竟然都忘記了，大概也是因為各種主義？吵架之後你會問我要不要去圖書館或者我會故意把溼毛巾扔到你頭上。然後，我們就和好了。

中國和蘇聯卻沒有和好，一直都沒有和好。

訊息就這樣中斷了十年，又是一個十年。

一九七零年，伊麗莎白走到了人生的盡頭，她看著病床前的兒子，將他的手捧在懷裡：“萬尼亞，你還沒有找到那位中國姑娘麼？”

伊萬點點頭。

伊麗莎白疲憊的閉上了眼睛：“萬尼亞，親愛的，其實我不明白，你和你父親為何會這樣，你們兩個讓我操碎了心，他本人也讓我操碎了心。”

“媽媽……對不起。”

“你沒有對不起我，有時候我會做一些猜測，但不論是猜出的是怎樣的結果，都不影響你作為我引以為傲的兒子。你是列寧格勒人，但你也是哥薩克，你知道你父親當年為了和我結婚做了什麼麼？”伊麗莎白笑了：“他橫跨了整個俄羅斯找到了我，那是一戰的時候，在火車匱乏的年代，俄羅斯真的很大，就像世界那麼大。”

“找吧，找到她，”伊麗莎白從懷裡拿出了那枚鑽石別針：“把這個送給她，告訴她，我愛她。”

伊麗莎白的葬禮是東正教的葬禮，因為她一直是一位虔誠的信徒，伊萬站在教堂裡，扶著他的姐姐，他終究明白了父親為何不對母親做任何解釋，因為她是信徒，他要保護她。

他獨自承受了這一切，就像我一樣。

伊萬吻了吻他的姐姐，然後他發現姐姐老了，他也老了。

一九七五年，他從文協退休，他決定離開他莫斯科的居所。回到列寧格勒後，他去了烈士墓，找到了托里斯的名字，為他獻上了一束花。班裡的其他同學，他都不大記得了，一九四一年的布瓊尼軍事通訊學院沒有舉行畢業典禮，他連一張照片都沒能留下。

涅瓦大街還在，並且早已恢復了繁華，但那家照相館不知何時變成了女裝店，伊萬路過的時候會看一眼，然後去理個髮，買塊櫻桃蛋糕，再去咖啡館坐一會兒。

靜止的時間將一切回憶淪為折磨，他看著面前空著的卡座，看著窗外的飛雪，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