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1/4 頁)

評析：

蔣介石有在大上海闖蕩的閱歷，他把投機商人“奇貨可居，待價而沽”的經營之道，運用於政治領域，在這方面運用得比較得法。

待價而沽中的“待”是策略和時機，“價”是關鍵，是“標的”和“目標”。就“標的”而言，應是實標而不是“虛託”，也就是說，應該是“物有所值”，自己確實有與追求“目標”相匹配的資本；就“目標”而言，應是可望而又有可能得到，開價或者說期望值不能太高，更不能搞滿天要價，就地還錢那一套。其要旨在於把握時機，講究方法，適度作為，以求抬高身價，實現增值，達到自己的期望值。否則，不得要領，弄巧成拙，會被貶值，甚至有可能一文不值。蔣介石在這方面頗有心得，時機得當，方法得體，張弛有度，收穫頗豐。

博篇第24節　巧偽裝，靜觀其變

蔣介石擅長偽裝，他往往在局勢沒有明瞭的時候，將自己的真實意圖隱藏起來，以達到左右逢源，自己攫取更大的權力的目的。

事例：

為了學習蘇聯的經驗，爭取更多援助，１９２３年８月，孫中山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蘇。蔣介石一行在蘇聯的參觀訪問，對於俄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增加了瞭解，對一部分革命的情況和經驗有所認識，對軍隊組織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尤在較深體會，汪精衛後來談及此事時說，代表團“經過一番切實考察，知道紅軍的組織、共產黨森嚴紀律，遂為日後回國後改組本黨建立黨軍之一大動機。”

蔣介石以實用主義的眼光對待蘇聯的建軍經驗和黨的組織領導，貶斥蘇聯的社會改革政策。他對蘇聯的外交政策、共產國際對各國黨的態度，以及未來兩黨兩國關係，國共合作，產生重重疑團，後來他在《蘇俄在中國》中說：“我考察蘇俄歸來後的結果，是使我冷靜下來，我深信和斷定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有助於對抗西方殖民主義於一時，但在我們革命奮鬥的過程中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代表團回國後，蔣介石將寫的一篇《遊俄報告書》寄給孫中山其中包括對聯俄聯共的疑慮。《遊俄報告書》到底如何說的，我們不得而知，但從蔣經國對《蘇俄在中國》的詮釋中略知其大意，他說：“回國的時候，（父親）便秘密向總理報告：第一，蘇俄的共產主義，實行起來，一定要為害人類；第二，今日的‘朋友’蘇俄，正是我們未來的最大的‘敵人’。”蔣介石還在給廖仲愷的信中說：“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俄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他到了廣州，向孫中山彙報了蘇俄建軍經驗，也談了自己的一些疑慮。孫中山認為蔣介石“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未免顧慮過甚，要適合於當時革命現實環境”，勉勵他為中俄合作多做貢獻。儘管他未接受孫中山的忠告，懾於孫中山的威嚴，他把自己的觀點隱藏起來。

１９２４年，蔣介石受孫中山的委任，到廣州創辦黃埔軍校。此時的廣州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的鼓舞下，革命熱情高漲。孫中山倡導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因有共產黨的參加，日益衰落的國民黨開始有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大批青年響應號召，到廣州參加革命，黃埔軍校招生，報名十分踴躍，同當時的軍閥抓丁，逼人當兵形成鮮明對照。在共產黨的影響和推動下，廣東革命勢力發展迅速，共產黨的思想觀點對廣大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這種革命氣氛下，如果公開自己的不同政見，極有可能革命勢力所被拋棄。

儘管蔣介石對共產黨人的理想，有著天然的反感，為了自己的前途，他只好把這種情感隱藏起來，儘量偽裝進步，以贏得黃埔學生的擁戴。載季陶等人也提醒他，要他先掌握實力，暫不表示不同政見，等羽毛豐滿後再說。在公開言論和著述中都有很多漂亮的革命詞藻，盛氣凌人的鋒芒也有所收斂，表現得頗為謙恭。他對蘇聯顧問很虛心，對共產黨表示團結和尊重，黃埔軍校的校訓‘親愛精誠’是他提出來的，內含著加強聯合戰線的意味。“他親筆題寫了這四個大字，呈請孫中山核准頒佈，掛在軍校門上。在一些訓話中，大談俄國革命的經驗，號召學生學習俄國革命精神”，聲言“我們要黨成功，主義實現，一定要仿效俄國共產黨的辦法。”他對蘇聯顧問鮑羅廷和加倫也表示尊重和信任。加倫當時寫道：“蔣介石將軍與我國教官的關係尚屬融洽。”

在此期間，他曾多次表示要同共產黨人合作。“三民主義信徒與共產主義信徒非聯合一致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