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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篇第32節　危殆關頭，“走”為上計（1）

常言道，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從軍事上詮釋這一哲理，是說在兩軍交戰，敗局難以挽回時，有三種選擇，走是最好的選擇，因為，降是全敗，和是半敗，走則未敗，沒有失敗，就可能帶來轉敗為勝的轉機。在官場角逐時，形勢難以挽回時，權謀家也常常把“走”作為上策，急流勇退，透過退卻促使時局的變化，創造新的轉機。

蔣介石多次用過此計謀，前面已論及他在１９２７年的下野，以退為進，使自己轉危為安。５年後，蔣介石再次玩弄此計謀。

事例：

蔣介石重返南京，掌握南京大權後，國民黨內的爭鬥並沒有終結，而是在積累、發展。到了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前後，國民黨內鬥爭再次白刃化，蔣介石再一次陷入群起而攻之的尷尬境地。

經過第一次“下野”和復職的波折，蔣在退中有進，勢力有了新擴張，但其實力還遠沒有達到能支配一切的程度。各種因素嚴重製約著他對權力資源的壟斷。

在黨內，蔣介石雖然居權力的最高位置，但卻在黨內、政界因為資歷淺，受到黨內元老派的輕視。當時的胡漢民、汪精衛雖然在與蔣角逐時，幾次遭蔣介石的算計，但他們仍然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不怎麼看得起蔣介石，他的政治地位還不十分鞏固。各派人物透過各種方法積聚力量，或施加影響，窺視時機，時刻準備奪取最高權力。各派反蔣勢力之所以未採取行動，主要是尚沒有可乘之機，同時，也沒有人敢出來領頭舉反蔣大旗。

隨著蔣介石“圍剿”紅軍多次失敗，反蔣勢力趁機倒蔣，形成了以廣東軍閥陳濟棠為首的反蔣運動。

陳濟棠是當時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軍閥，所控制的廣東是比較富裕的地區，有軍隊１５萬人，組建比較可觀的空軍部隊，空軍力量甚至比蔣介石的“中央軍”力量還強。到了１９３１年，他不但在軍事上準備充足，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了可與蔣抗衡的資本，這就是胡漢民對陳濟棠的支援。從歷史上看，胡漢民的政治地位比蔣介石高，而且在權力角逐中，多次被蔣介石的詭詐術搞倒，耿耿於懷，必會堅決支援陳倒蔣。由於有這些資本，陳濟棠認為可與蔣在政壇比試比試，此舉若勝，便可以取而代之。

此時，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在南京。原因起於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召開的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在中原大戰後，蔣介石制服了馮玉祥和閰錫山，穩定了政局，這樣，他坐鎮南京，獨攬大權，凡是都得他點頭，事無鉅細，連國民黨中央黨部說了都不算，人們只得忍氣吞聲。對此，有極強權欲的元老派胡漢民怎能容忍，開始同蔣介石唱對臺戲，批評蔣介石專權。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國民黨召開三屆四中全會，吳稚暉等人根據蔣介石的意圖，在會上鼓譟透過國民議會制定約法，然後依據約法選舉蔣介石為總統。胡漢民在會上公開表示反對。由於胡的聲望，蔣介石那邊的少壯派們一時間沒人敢出來與他對陣。只有國民黨四元老之一的吳稚暉挺身而出，與胡漢民對簿公堂，兩人發生激烈的爭吵，把整個會議全攪亂了。會議之後，胡漢民在國民黨反蔣派系中積極活動，反對吳稚暉傳達的蔣介石的旨意。這是蔣介石絕對不能容忍的。

蔣介石軟禁胡漢民，本想殺雞給猴看，彈壓反蔣舉動。誰知適得其反，促成了反蔣派的聯合。胡漢民透過前來為他看病的醫生與孫科、古應芬聯絡，授意他們到廣東聯合陳濟棠組織政府，與蔣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政府直接對抗。陳濟棠得到這一資訊後，急忙委派古應芬做桂系的工作。古應芬帶著鉅款，找到李宗仁、白崇禧，本來就有反蔣傾向的李、白欣然同意，一拍即合。廣東和廣西勢力聯合，國內反蔣派別馬上響應，都集中在廣東周圍，黨內有胡漢民派、孫科派、西山會議派，地方軍閥有唐生智、桂系、馮玉祥的西北軍等，這些平時互有矛盾時有爭鬥的政治軍事派別，在反蔣的旗幟下，抱成一團，為了一個共同的政治目標一致行動。

１９３１年４月３０日，廣東的古應芬、林森等人，以中央４個監察委員的名義，提出《彈劾蔣中正案》，歷數蔣的罪狀，要求撤職查辦。５月３日，陳濟棠、李宗仁等發表聯名通電，擁護此彈劾案。５月２７日，廣州正式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提出“救護黨國，打倒獨裁”的口號，宣佈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廣州政府與南京政府相對峙，蔣介石不得已，以退為進，提出議和，兩廣方面要求先釋放胡漢民，一方面蔣介石被迫答應，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