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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進行分化瓦解。蔣介石派遣藍衣社特務，利用同盟軍內部成分複雜，政治態度不一的弱點，進行分化瓦解。同盟軍的將領包剛、馮佔海、張人傑、李忠義等先後被收買，魏宗普、鄧文先後被暗殺，造成同盟軍內部思想混亂和動搖。加上盟友從極“左”的立場，對馮進行指責，使馮玉祥感到苦惱和疑慮。外援也被切斷，原來與兩廣方面約定的接濟同盟軍的１０萬元的計劃落空，同盟軍內部出現嚴重分歧。８月，馮玉祥兩次召開同盟軍負責人會議，經過激烈爭論，他最後不顧不同意見，決定取消同盟軍名義，離開察哈爾出走。他在會上表示，如引起內戰，將使日軍坐收漁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軍名義雖不在，但可借宋的掩護，儲存一部分力量。

經過顧孟餘、黃郛來往於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在宋哲元與馮玉祥之間斡旋，８月３日何應欽秉承蔣的旨意，發表解決察事談話，同意宋哲元返回察哈爾。５日，馮玉祥發電宣佈自即日起“忍痛收束軍事”。他在日記中寫了此舉的用意，寫道：這次離察“一為體諒明軒之苦衷，一為將來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討賊之計”。馮玉祥抱恨離開張家口，再上泰山隱居。在南京國民黨政府的高壓和重金收買下，同盟軍大部分被宋哲元收編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鴻昌等人掌握的共１．５萬人未受大的波動，他們繼續高舉同盟軍抗日的旗幟。

方掁武、吉鴻昌等人繼續堅持抗日的行動，使得蔣介石十分惱火，組織大軍進攻。方、吉等人打起“討賊軍”的旗幟，抵抗蔣軍的進攻。但在蔣、日、偽軍隊的四面包圍和夾擊下，雖然英勇抵抗，但寡不敵眾，部隊傷亡慘重，最後僅剩四五百人，且彈盡糧絕。在此情況下，方掁武、吉鴻昌接受北平慈善團體的調停建議，於１０月１６日下午離開部隊。方掁武被迫流亡香港。而吉鴻昌最後被國民黨所殺害。名震一時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日、蔣軍的夾擊下，最後失敗。抗日英雄吉鴻昌，不是死在日本人的槍彈下，而是被自己的中央政府軍所殺害。

評析：

馮玉祥將軍，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高舉抗日的旗幟，組織抗日武裝，同侵略者進行血戰，得到全國各界的支援與聲援。而蔣介石反其道而行之，加以鎮壓，其所作所為與賣國賊沒有多大區別。當時天津《民風報》在社評所指出：蔣介石“倒行逆施，謀以武力解決馮玉祥之抗日力量，則其賣國罪惡更浮於吳三桂多倍。”如此的輿論抨擊蔣介石鎮壓武裝抗日的行動，並不過分。

蔣介石雙管齊下，武力鎮壓，分化瓦解，搞垮了抗日同盟軍，又一次地戰勝了他的政壇宿敵馮玉祥。他的目的達到了。然而，此時的馮玉祥與蔣介石的抗爭，同過去與蔣某人抗衡有著根本不同的意義，他組織抗日同盟軍是愛國、救國的正義之舉，得民心，順民意，名垂青史。蔣介石在對日本侵略的妥協退讓中，摧殘抗日力量，日本人為之喝彩，國人嗤之以鼻。他在爭取民心上卻大大失分。

術篇第82節　秋後算賬（1）

秋後算賬，人格擔保成戲言

“秋後算賬”，本意說的是，到了秋天收穫了以後再結賬。後來轉義到講處理人際關係上，比喻缺乏大度氣量，在處於不利的局面下，即使遭反對或者吃虧暫時忍耐，到了事後再尋機對反對自己的一方進行清算處理。蔣介石心胸狹窄，極易記仇，若有人有負於他，或者他懷疑有負於他，事後必尋機報復，進行秋後算賬。

事例：

“西安事變”後，他在對待張學良的問題上，就是典型一例。

１９３６年，日本的侵略更加瘋狂，中國的抗日救亡怒潮席捲全國。蔣介石在國難當頭之際，仍然全力貫徹其“安內”政策，著手調集大軍，“圍剿”陝北中央紅軍。１０月，蔣介石親臨西安坐鎮，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執行“剿共”計劃。

國破家亡，身負罵名的張少帥，對於蔣介石打內戰，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行為氣憤至極。他趁在洛陽向蔣祝壽之機，請求他釋放沈鈞儒等愛國七君子，領導抗日救亡。蔣聽後大怒說：“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代表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反對我，就是反對政府，就是奸黨暴徒。”１１月２７日，張學良致電蔣介石請纓援助綏遠的抗日軍隊。力陳“繞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國難叢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熱血，灑向疆場，為個人贖一份之前愆，為國家盡一份天職”，希望“調東北軍全部或一部，剋日北上助戰”。他的情深深意切切的請求，同樣遭到拒絕。

為了爭取最後一線希望，張學良與楊虎城將軍商定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