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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質利誘。但從整個抗戰大局來說，蔣介石把解決盛世才問題作為反共的步驟，企圖切斷蘇聯對共產黨的援助，鼓動盛世才殘害共產黨人和其他進步人士，損害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背離了民心，做了親者痛仇者快的事。

在國民黨政治圈內，很少人沒有同蔣介石發生過矛盾，並與之發生敵對關係。這固然有權力誘惑的驅動，因為由剝削階級獨霸的政壇，本身就是一個權力角逐場，臺上臺下，統領者與被統領者之間，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在政治權力和利益的爭奪上，客觀上存在著排他性，而這種排他性時常會轉化為敵對性。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那就是蔣介石執政理念與執政方式的影響。他對權力的迷戀達到痴迷至狂的程度，專權、獨裁，四面樹敵。另一方面，蔣介石沒有也根本不想建立起政黨、政權運作的民主制度和機制，使國民黨政治圈內的競爭，幾乎始終處在一種無序的、高強力的狀態。他所運用的法寶那就只能是權術了，依靠對政治資源的壟斷，倚仗嫡系常規軍的支援，藉助特務政治的介入，把權術玩得靈轉，制服了一個又一個的政敵。然而，權術的效用是極其有限的，結果是降而難服，打而難倒；此伏彼起，“亡”後再生，週而復始地迴圈，構成了蔣介石當權時期怪異的政治景觀。

術篇第75節　明爭暗鬥（1）

明爭暗鬥，在蔣汪爭鬥中把握主動權

蔣介石與汪精衛為了把握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明爭暗鬥，爾虞我詐，嚴重惡化了政治生態。在這種爭鬥中，蔣介石逐步由劣勢轉為優勢，掌控了中央大權。

事例：

汪精衛，在國民黨內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元老派。在蔣介石還在做兒時的打鬥遊戲時，汪精衛就在提著腦袋幹革命，因暗殺滿清朝廷大權在握的攝政王，被捕入獄，名噪一時。他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同康有為梁啟超“保皇派”的論戰中，與胡漢民合稱革命隊伍中的“雙璧”，深得孫中山的信任，那時，人們把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三人之間的關係作了這樣的比喻性的描述：“胡汪無先生（指孫中山）不醒，先生無胡汪不盛。”儘管孫中山對汪精衛的軟弱、對改組國民黨猶豫的表現時有批評，但總的講是信任、重用的。國民黨“一大”上汪精衛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是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孫中山在北平臨終前的政治遺囑，就是由他記述整理、轉達的。孫中山逝世後，他成了國民黨的政治領袖。當上了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還兼任黃埔軍校黨代表。後來，在寧漢對峙時，汪精衛又是武漢反蔣的舉旗人。

蔣汪之間的明爭暗鬥，一直存在著，在權力分配的關鍵時刻，這兩個人，在權力角逐場，有聯手，更有爭鬥，在聯手中伴隨著爭鬥，在爭鬥中夾雜著合作。在蔣汪爭鬥中，蔣介石的權術要高汪一籌，更由於軍權在握，使自己搶佔了上風。

１．製造中山艦事件，外在排共，內在制汪。

蔣介石是國民黨內的新右派，打內心裡是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的。孫中山病逝後，就決意分共，他後來曾自我表白說，從國民黨“二大”起，他就“下了決心，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同共產黨“奮鬥抵抗到底”。１９２６年３月，他一手製造中山艦事件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打擊、排擠共產黨，尤其排擠以黃埔軍校學生兵為基礎的新軍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另一個目的就是打擊汪精衛。周恩來後來談起中山艦事件時說：這是“蔣介石與右派勾結，打擊汪精衛，向共產黨進攻，向革命示威”的嚴重政治事件。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汪精衛正抱病在家。得知這一訊息後，對蔣介石搞這樣大的動作，不事先給他通氣，非常氣憤，他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告我，這不是造反嗎？”其實，蔣介石製造這一事變就包含著造汪精衛的反的用意。他的此舉意欲一石三鳥，既要打擊中共，又要削弱蘇聯顧問團的影響，同時動搖汪精衛的威信和地位。關於中山艦到黃埔去是誰下的命令，當時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汪精衛下達的，一種說法是蔣介石下達的。蔣介石當時聲稱，說有陰謀，要綁架他，將他送往莫斯科。事實上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策劃的，他說有人要綁架他，是暗示這人是汪精衛。

汪精衛在國民黨８０位委員面前，否認曾分發任何命令，並怒斥蔣介石說：“你以為你是老幾？你只是一個暴發戶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國民黨２５位創始黨員之中，也未列為五位監察委員之一，你只不過是一個新進者，一個後輩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