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部分(第3/4 頁)

教育，課程有外國語文、數學、生理衛生、人文科學、歷史地理。此時的蔣介石不是保守的而是能趨時而進，他在督促兒子讀書的觀念上，也很有長進，要求兒子用心學習英文，他說到這樣的程度：“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樣，將來什麼地方都走不通，什麼事業都趕不上。”於是這個對學外語並非很在行的父親（因為他有念德文、俄文均半途而廢的不良記錄），卻給兒子額外地規定學習任務，傳導如何學習外語，云云，如此蹩腳的家教，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

術篇第99節　經兒可教（2）

那是一個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那是一個最能激盪有愛國之心的青少年的革命年代。蔣經國也被捲入革命的洪流之中，成為一個急進分子，被下逐客令。因此而在上海待不住了，轉到北平就讀，後來也因同樣的原因，來到廣州，聽到在蘇聯舉辦的“孫逸仙大學”在招生，於是，他要報考“孫大”，到蘇聯留學。此時的蔣經國，他要求到蘇聯留學的目的很簡單，那就是為了“革命”。就他自己而言，他是一個革命急進分子；就他父親而言，被人稱為“紅色將軍”，高喊著“我們黨的前途端賴尊俄為師”，他有這樣的要求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此時的蔣經國赴俄的目的不能用後來的蔣經國成事後的結果來套，他的確是為了追尋理想，堅持信仰，獻身中國革命，去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的。

蔣介石讓他去“孫逸仙大學”，其初衷就不那麼簡單了。他有一種矛盾的心態，自他考察俄國起，對俄國革命並無好感，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在內心是反對的。從這一點說，蔣介石不贊成蔣經國去蘇聯留學，也是很自然的，他還有現實的因素促使他同意蔣經國到莫斯科“孫大”讀書。最主要的有兩個原因：

一是蔣經國已是一個革命急進分子，因參加上海“反抗五卅慘案”大遊行，被學校當局開除學籍。沒有辦法，只好把蔣經國拜託給在北平的好友吳雅暉，在吳雅暉辦的北京外語補習學校短暫停留。可蔣經國因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學生運動，下獄兩週。北平也呆不下去了。與其在國內，倒不如到俄國去更好些。

二是蔣介石也有自己的打算。用江南先生的話說：“蔣介石是道地的機會主義者，又是玩弄權術的斫輪老手”。很難排除蔣介石另有所圖。那時，“以俄為師”是時髦的話語，到俄國去取經是時髦的行動。況且，他蔣某人在高喊著“我們黨的前途端賴尊俄為師”，他難道不能用支援兒子去俄留學的行動來表白自己？他要讓蔣經國去蘇聯留學鍍金，積累政治資本，同時也使自己獲得蘇聯顧問的信任，獲取政治資本。送蔣經國留學俄國，是蔣介石下的一個政治賭注。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蔣經國和同行的共２２人，在廣州搭蘇聯輪船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家鄉與母親毛氏告別，然後，在上海乘蘇聯貨輪，經過數天，抵達蘇聯海參崴，再改乘火車，駛往莫斯科，這是一個漫長的旅行，這是一個極其艱難的旅行：“車外漫天飛雪，人人凍得哆嗦不已，車內竟無取暖裝置。因缺原煤，車頭引擎的動力，依靠標杆，行駛緩慢，更逢站必停。車上沒有餐車，沒有飲水”然而，對於懷著一樣熱情的蔣經國等人來說，這都算不了什麼，到莫斯科“孫大”那才是最重要的。

經過漫長的旅行，他們一群人終於到了朝思暮想的“聖地”，此時的心情難以言表。到了“孫大”，校方送給了他一個俄文名字“尼古拉”，此後，“尼古拉同志”代替了蔣經國。他和其他２１人分在一個“教授班”，與他同學的不僅有國民黨要員的兒子，還有後來成為共產黨的革命家的鄧小平、廖承志、林袓涵（林伯渠）、烏蘭夫。蒙古族的烏蘭夫還與蔣經國坐同一張桌子。在這裡也是“國共合作”的場景。從此，蔣經國在紅色的蘇聯呆了１３年。對於他來說，這１３年是他確立自己的信仰的年代，也是他蒙受羞恥、經受磨難的年代。不管怎樣，這１３年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個重要的政治閱歷。蔣介石讓其子旅俄留學，是對是錯，這隻有他自己評判。

評析：

如果說，蔣介石作為一個自然人的父親，有些不太盡人情的話，對兒子沒有給予一般權貴、富戶那樣的親情關懷，那麼，作為政治人的父親，他是對蔣經國投入了自己的感情的，他嚴格督促兒子讀書，為將來“天降大任於子”作準備，這是一種“望子成龍”的又一個境界。第一，教育從兒時抓起，嚴督其學，蔣經國年１０歲時，其父就要他讀《說文解字》，並且指示說：“此書每日認得二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