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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總長，深受蔣介石的信任，但此時他與馮玉祥不合，想找人替代。當他向蔣介石提出此意向時，蔣問他有何人可任此要職。黃對蔣說：“海內有奇才楊暢卿先生，胸羅經綸，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暢卿無不能；暢卿所能者，有時吾還不及，國家大計，望公商之。”聽黃郛所言，蔣介石對楊的興趣很濃，立即約見。楊永泰與蔣介石見面後，胸有成竹，談起天下大勢，條理清楚，視野開闊，很多見解頗合蔣介石的胃口，蔣真有一種相見恨晚之感。立即邀請楊擔任重要官職。熟悉權術之道的楊永泰已揣摩到蔣介石的用人心態，以退為進，表示不願為官，聲稱中國問題太過於複雜，國民黨內派系複雜，只願意以在野之身，為蔣介石盡力。楊的如此回答，使蔣介石更是堅定了請楊出山的決心。蔣介石自喻為劉備，將楊比成諸葛亮。做出當年劉備三請諸葛亮出山輔政的姿態，苦苦相勸。

楊永泰看到演戲成功，見好即收，雖然顧及黃郛的利益謝絕出任外長，但應允蔣介石的邀請，擔任起幕僚長之職。蔣介石起初對楊以賓師之禮相待，事無鉅細，必與之商量而後行之。蔣介石得了楊永泰這個“奇才”，有了一個得力助手；楊皈依蔣介石，也有所獲，從此楊開始進入政治生涯權傾一時的巔峰期。作為蔣介石的重要閣僚，是智囊團的首席智囊。楊永泰給蔣出了很多重要的主意，所獻之策對蔣的決策產生很大的影響。

首先，為蔣介石“圍剿”紅軍獻策。從１９３１年起，蔣介石先後對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進行三次“圍剿”，均被毛澤東領導的根據地軍民所粉碎。１９３２年，隨蔣到江西行營任行營秘書長的楊永泰在蔣介石發動新的“圍剿”時，向蔣獻了很多計策。在政治上，教育國民黨軍政官員，“剿匪”不能專靠軍事，還要進行“政治改革”；在思想上，向蔣介石建議發起“新生活運動”，想透過這些從政治上孤立工農紅軍。

其次，為蔣介石削弱地方軍閥勢力獻策。在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萬里長征，國民黨軍隊佔領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後，楊永泰向蔣介石提出新的建議：借追“剿”紅軍之機，蔣介石入川，制服四川軍閥劉湘。蔣介石採納了楊的建議。當紅軍入川，川軍告急時，與劉湘協議，組織督軍團，使國民黨勢力開始深入四川，並於１９３５年在重慶設立行營，楊永泰以秘書長身份坐鎮行營，協助劉湘處理地方事務。

然而，正是這個被蔣介石重用、權傾朝野的政治人物，很快就從自己的政治巔峰跌了下來。常言道“人怕出名，豬怕胖”。這個理適用於官場。在南昌行營期間，楊永泰負責處理蔣的事務，不分鉅細，所有國民黨重要軍政文電，都須經他先行過目；軍政要人來南昌見蔣，也須楊批准。他紅得有些發紫，遭到一些要員的妒忌，尤其是遭到以蔣家王朝“家裡人”自居的ＣＣ派的妒忌。他們在蔣介石面前挑唆蔣介石與楊永泰的關係，而楊永泰是一個老道的政客，越是有人挑撥蔣與楊的關係，他越是借用一切場合和機會表達對蔣的忠心。比如說，蔣介石對在“圍剿”紅軍中打了敗仗的將領常欲處之以極刑，下了“手令”，楊私自將“手令”扣下。但受處罰者並不領情，以為自己遭禍是楊向蔣進言所致。楊永泰的秘書為替楊辯白，出示了蔣的“手令”，楊嚴厲訓斥秘書，說，“蔣是委員長，威望不可損傷，我作為幕僚長，應代之受過”。

楊的忠心，蔣是心領神會；對於這樣的“奇才”愛不釋手。可是圈內圈外要平衡啦！如果為了一個政客，而招致眾多親信的不滿，有些不合算。為了緩和矛盾，１９３４年把楊調離幕僚府，派往湖北任省主席。兩年以後，楊永泰在漢口被刺客槍殺。

楊永泰被刺案發生，引起強烈的政治地震。蔣介石也責令抓捕、查辦兇手。然而，這案子只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儘管蔣介石知道到底是哪派勢力所為，但找了一個替死鬼，草草收場作罷。蔣實際上預設了ＣＣ派排擠異己的行為。

評析：

舉賢圈外人，圈內難平衡的根子在“圈”。自己拉幫結派，立嫡系，搞親疏，這就人為地設定了用人禁區。因為，派系的圈具有排他性，重用圈外有本事的人，即使對本集團有利，也會遭到圈內人的反對。

儘管蔣介石啟用楊永泰，受益匪淺，但是在涉及到圈內圈外的利害關係時，權衡利弊，平衡關係，最終還是以疏遠楊永泰為結局，而楊離開蔣介石不久，就遭人暗殺，即使蔣介石知道是誰殺害了他，也予以預設。蔣為什麼會這樣？原因複雜，正史野史有諸多版本，說法各異，對此事是大相徑庭。其實，說來也簡單，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