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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一事毫無關涉。此案應另立案查處，即使有關涉，對這等信札怎能看不出是堂印印信而非行在印信。”

綿課等接到聖諭，又感到線索全無。不久皇上諭示又到，諭曰：“鮑幹、周恩綬等顯然是捏造謊言，其說前後矛盾，連其在庫中取匣一節的供稱，也明顯有假，對其必須嚴審！”

刑部經連日審訊，兵部堂書鮑幹又稱：“去年九月初三日，即皇帝行圍抵京當天，已將兵部行印與知武舉關防及各司行印同貯一箱入庫。堂書周恩綬曾於九月十三日請領知武舉關防，於當月十七日送回貯庫。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請領兵部行印時，才查知印已遺失。當即派人四處尋找，庫了康泳寧在舊稿案堆上將空印箱尋獲。”

嘉慶帝接到奏報中的審訓結果，又是一陣氣惱，這供詞中的紙纓之處也太多了？分明是一篇謊供。嘉慶帝遂諭令留京王大臣等嚴切追問堂書周恩綬並飭知行在兵部，將上年隨圍的領催書役人等已來行在者，立即交行在步軍統領衙門派員解部歸案。

四月初三日，嘉慶帝回到大內，審訊情形仍未見奏報。嘉慶帝諭令將莊親王綿課、大學士曹振鏞、吏部尚書英和以及刑部堂官俱罰俸半年，各衙門所派承審此案之司員均罰俸一年。同時諭令綿課、曹振鏞、英和三人四月十日起，每日必須赴刑部訊案，早去晚散，不可懈怠，若再遲延，嚴譴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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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十幾天過去了，案子仍沒有頭緒。綿課自責沒有審出實據，奏請處分，其實是想脫身，希圖皇上能另派他人調查審訊此案。嘉慶帝當然不準另派他人審理，諭曰：“此案業經綿課等審訊多日，口供屢次更改遊移，斷不能另委他人審理。將來即使將伊等全行斥革，仍必令其將此案究出實情，方能卸責。今著即將綿課等先行拔去花翎，曹振鏞等降為二品頂戴，仍令其加緊鞠訊，限定於五月五日之前究出正賊或起獲行印。倘能如此，當立即予以開復。不然，則將於初六日降旨治罪。”

嘉慶帝仔細思忖此案後，又下諭綿課等曰：

“行印有正、備印匣兩份。既然行印是上年秋圍路上遺失，而鑰匙、匙牌與行印及正印匣則必然一併失去。上年九月初三日交印時，其必是將備用印匣抵充入庫的。備用印匣既無鑰匙，又無銀匙牌，倘事先不向鮑幹囑託照應，收貯印信之鮑幹豈會接收？爾等應據此嚴鞠。”

綿課等遂對書吏俞輝庭、堂書鮑乾等日夜熬訊。實在熬不過去，俞輝庭、鮑幹遂交待說：

“上年皇上前往木蘭秋彌，可是路上連天陰雨，諸河氾濫，遂暫停行圍，提前回鑑。返京途中在宛平行宮時，行印連匣被竊。是夜，看印書吏俞輝庭睡熟，竊賊潛人，將縛於帳房中間杆上的行印連匣竊去。爾後俞輝庭用備用匣加封，賄賂囑託堂書鮑幹矇混入庫。當時，兵部當月司員慶祿、何炳彝二人受賄賂後並未開匣驗視。此後，鮑幹又賄賂收買了該班書役莫即戈私開庫門，移動印匣，做出行印在庫被竊的假象。”

案件終於清晰，嘉慶帝詔曰：

“思輦轂之下，尚有如此情弊，其直省地方官迴護規避，久成結習，牢不可破，如盜案則匿不申詳；邪教則巧為消解。視己之功名過重，以致顛倒朝廷之政事，良心何在？迨至釀成巨案，其罪又豈止於降黜？豈非避重就輕，必致避輕就重乎？”

嘉慶帝又諭令直隸總督方受疇和直隸提督徐餛，遴選能幹員弁，在古北口及巴克什營至密雲一帶百里內外，梭織往來，明查暗訪。但此印終沒有得到。

圓明園的鏡殿內，嘉慶帝躺在椅子上，已感到精疲力竭，安福揉摩著他的太陽穴，他的肩膀，他的脊背。嘉慶帝道：“朕也知道兵部行印的案子只審了一半，其餘更重要的關節還沒審。盜印有無險惡的目的？俞、鮑等人背後有無指使？他們索取兵部信札的目的何在？丟失印信後是否造成了損失”

次日，盛夏的酷熱難當。嘉慶帝卻一定要去喜塔臘氏的寢陵。除安福為他準備著一切外，人們百般地阻攔，可是誰也攔不住。

一路上，嘉慶帝肥胖的身體大汗淋漓，綿寧看著父皇老態畢現，心裡也是一陣惆悵。在喜塔臘氏的寢陵，皇上親為祭酒，然後對綿寧道：“你母親要是能活到今日該多好啊，她在時整日為朕提心吊膽，從沒輕鬆過，現在扔下朕一人獨受寂寞——已二十多年了。”

當晚，明月如水，青松低語，嘉慶帝興酒釂地，老淚縱橫，口占詩句道：

松揪陰滿路，觸目總含辛。

後去逾廿載，予年屆六旬。

未能同白首，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