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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國人（美國塞勒姆城的華爾和英國的戈登）指揮，協助擊敗上海四周的叛軍；但勝利主要是靠中國人取得的。

結果在仍年代出現了十足保守的“中興”事業，如同東漢成立後或8　世紀中唐大亂後出現的情況一樣。在60　年代，傳統孔教政府的機器部件得到了能量，又開動起來：一批科舉出身、有高度道德原則而又忠於當朝的文官，堅定地把叛亂鎮壓了下去，並試圖在農村經濟和大眾福利事業上施行仁政。中原各省的秩序恢復了，賦稅減輕了，土地又開耕了，學校辦起來了，有才能的人被選拔當官了；儘管這只是高階官員在上面提倡，下面基層實際做的並不那麼多。中興的領導人物在以這種方式恢復傳統秩序時，也開始實行西化。他們設立火藥局、製造局以供應現代武器，修造輪船，翻譯西方科技和國際法教科書，並在軍機處之下以特別委員會（總理衙門）的形式設立了雛形外交部。他們新建的備有現代武器的省防軍和地方軍，很快就使農民起義不可能獲得成功。他們這些工作得到西方列強合作政策的幫助，而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角逐爭雄得到了70　年代才激化起來的。然而，清政府內部這個重新出現的活力終於既顯示了中國傳統政治形態的力量，也暴露了它的惰性：它是不可能西化的，只能按它自已那一套越來越過時的老規矩辦事。如瑪麗？　賴特的研究所指出的，在必然要遭到失敗的整個環境下，這次復辟的成功使它成為一項引人入勝的故事題材。

復辟的代表人物是儒將曾國藩（1811　一1872　年）；　他是中國保守派的大頭目，一直受人尊敬或譴責。曾忠於清朝，因為它是中國社會秩序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在種族問題上不是現代意義下的民族主義者，而是因襲中國舊傳統的抱有愛國熱忱的文化主義者。他被栽培成為擅長古文的學者和在京的文官，但在印年代成了地方將領，組織了有名的湘軍，用逐步包圍並動員各省實力的策略，沿長江中游鎮壓了太平軍。這第一支近代地方軍的軍官主要是當地計程車紳文人，他們以曾國藩為榜樣，憑他們個人的道德力量、忠君報國的責任感以及對儒家社會秩序原則的篤信，來領導這些農民軍隊。曾和他的同僚在內戰時期和其後的復興建設工作中，都強調“人的本事”即才能和品格高於一切，認為這種才能品格一部分是天生的，另一部分可由個人忠於原則的精神培養出來。因此他們強調恢復科舉制，作為選拔賢才的手段，併為此建立了書院，重印了經史子集。儘管有西方貿易進人中國，並且可以明顯看出外國人的商業勢力，但這批覆闢頭目仍保守地死抱住以農立國的經濟原則不放，認為農業是國計民生之本。他們沒有近代人關於壯大經濟和或發展經濟的概念，而是嚴正地反對追逐財富，輕視包括外貿在內的商業工作，認為那是不會生產的。更確切地說，他們力圖向農民和官員提出勤儉和清廉的古典理想，以便土地生產的產品更易於滿足人民和政府的需要。為了扶助農業，他們設法減輕長江下游地區的田賦（但如K？C？劉所指出的，並未取得多大成就），而並未設法減租或限制地主的剝削。他們設法修復必要的水利工程，但仍如前人一樣，未能控制黃河。

印年代之後復辟以求中興的工作因種種原因喪失了活力。復辟頭目們有意識地想恢復過去的一切，而不是創造性地面對新的未來。他們不能充分發動他們的下層官僚，也不能應付西化過程中出現的專門技術問題和學術文化問題。他們從事保守和復辟工作所顯示的力量，恰恰阻礙了中國以革命的方式對於同西方的接觸作出反應。

回顧“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由於“中”“西”二詞在19　世紀是性質複雜的變項，因此，如果要使它們有助於而不是妨礙我們思考問題，那就需要仔細地解釋這兩個詞。正如保羅？　科恩所指出的，中國領導人必須對他們所面臨的整個局勢作出反應，“其中西方的影響不過是一個組成部分罷了”。同許多國家的情形一樣，外來的威脅最初喚起了維護傳統社會準則的排外反應。但是，國內叛亂的威脅也是有傳統性的。從根本上講，太平天國運動是對當地的民生和權威問題作出的反應。它受西方的影響僅僅是表面上的，表現在它的偽基督教的性質上。“中國的反應之所以‘遲緩’，其原因不僅在於中國社會的性質，還在於它所面臨的一些異乎尋常的問題它顧不上對西方作出反應。”簡言之，我們又碰到這樣的一種看法，即中國的重心在國內深處，通商口岸和條約體系雖在其西方創造者的眼裡顯得很重要，但對中國人民甚至統治階級來說，在長時期內始終是他們主要關心的事項中佔邊緣地位的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