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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莊，而且在他們推進時修復了鐵路，能夠排程大量的部隊。久經沙場的名將鄧小平領導了發動200萬民工的工作，他們能應戰鬥的需要運送補給或挖掘反坦克陷阱。到11月中旬，四個國民黨兵團約34萬人很快被截斷同外面的聯絡，在平原上被包圍起來。一支12　萬人的援軍，包括美國訓練的最精銳的師團，也同樣被阻截幷包圍於該地區之南。當徐州幾支軍隊帶著美國卡車、重炮和裝甲坦克部隊突圍出來，想與援軍會師時，這個“活動堡壘”也被深溝阻擋住了，不久就被國軍放棄的美製重炮所擊毀。到12　月下半月，投人戰場的66個師的國民黨軍隊只剩下13　萬，，被犯萬人民解放軍壓縮在6　平方英里的範圍之內。他們聽說南京打算“從空中就地轟炸”（借用我們在北平的最後一任總領事柯樂博的話）他們那些珍貴的重武器裝備時，他們就在1949　年1　月10　日投降了。在國軍損失的55　萬人中，據共軍說投降的有32？7　萬。

國軍整個這場慘敗的特點是，蔣介石愚蠢地決定在徐州平原而不在準河流域決戰，並拒不把統帥權交給熟悉地形的幹練的戰術家廣西將領白祟禧。黃埔係指揮官之間由於互相嫉妒而採取不合作態度，沒有利用南京所壟斷的空軍，不能很好地利用美製武器的火力打擊敵軍，凡此種種都著重證明這樣一句古老的格言：光憑武器不能取勝。1949　年1　月，天津和北京投降了。4　月共軍渡過長江，5　月進佔上海，10　月佔領廣州，11　月進人重慶。

國民黨的垮臺不僅是軍事上的，而且是經濟、政治和士氣上的。1948　一1949　年的混亂、騷動和危險，使城市居民痛恨國民黨政府，因而也仇恨美國對它的援助。我們在1937　年以後對該政府的支援愈來愈多，在中國人的眼裡我們不能推卸對它的禍害所應負的責任，儘管我們的援助一向是善意的，我們也常常批評那些禍害，因此在援助的規模和數量上是有限度的。我們的高階將領反對蔣的戰略，但無濟於事。

然而，我們最大的災難來自中美公眾感情越來越擴大的鴻溝。在戰後年月裡，當中國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使它徹底喪失人心時，我們對於蘇聯擴張主義的目的和方法、特別是對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口是心非和殘酷無情愈來愈感到驚惶不安。由於中美兩國日常生活的經驗不斷產生分歧，共產主義似乎愈來愈成為一國人民的惟一出路和另一國人民的死敵。

美國“丟失中國”

在10　年期間，美國公眾把自由中國理想化了；那時，原子時代，間諜活動和冷戰結合在一起，加劇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讓自由中國成為共產主義國家，這似乎是一場全國性的大災難。同經濟大蕭條一樣，它成為反對執政黨的政治彈藥，共和黨人在l948年競選時就運用了這個進攻手段。不久希斯通敵案、富克斯原子間謀案、對間謀和陰謀的恐懼，特別是在朝鮮同共產黨中國進行的一場大戰等複雜因素，揭開了麥卡錫時代的蓋子。美國公眾經歷了一陣反共歇斯底里，“丟失中國”只是其中一個小小的方面。

1951　一1952　年對中國問題專家們的嚴加審查，已經對此後美國人關於中國的看法產生了多方面的不良影響。它是由若干條件促成的。美國政府內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在30　年代只有一小批人，他們大多數人作為外交官、學者或新聞記者在業務上彼此認識。他們幾乎總是互有“交往”，儘管只是在社交或業務性場合的聚會。如果你認定美援是影響中國國內事務的一項決定性因素，認定國民黨人只是由於有人叛變才會喪失他們的軍事優勢，認定美國的決策人曾經是反蔣的因而是親共的，認定共產黨的陰謀可以透過一個人所交往的朋友追究出來（這一連串虛假而毫無根據的推論，曾為麥卡錫時代的許多人所接受），那麼，進行調查就成為公眾的一種義務（也是往上爬的大好機會）。

進行調查的動機很不相同。從負責安全工作的官員出於真誠的關懷起，到政治投機分子的狡猾打算，什麼樣的動機都有。其背景是在一個偵探小說暢銷的國家裡，人們突然疑心生暗鬼，以為每一個外表看來是無辜的人都可能在進行陰謀活動，因而產生一種反知識分子和惴惴不安的情緒。在國會進行調查的同時，行政和工業部門也加強了安全審查，並且至今仍在繼續，為了預防不測而仿效極權主義的做法。（防範措施迎合了那種過分悲觀的論點，認為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除了不能輸出到亞洲之外，在國內也已經失去了它的創造效能力。）在中國問題專家中追查其社會關係而定罪，其被定罪的機會因偶然發生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