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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缺乏兩洋作戰能力，因此排除了同日本對抗的可能性。威爾遜宣稱，美國之所以參戰，是因為“必須保障民主在世界上無受害之虞”。他派遣一支強大艦隊火速越過大西洋，同駐紮在斯卡帕弗洛的英國皇家艦隊會合。鑑於這種情況，美國有必要同日本達成和解。國務卿羅伯特·藍辛和日本大使石井菊次郎怕爵匆匆忙忙地在華盛頓舉行外交談判，又簽訂了一項貌合神離的協定。該協定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公諸於世，它重申“門戶開放”，而美國對日本攫取的領地予以認可，並承認日本在中國擁有“特殊利益”。

這種把東京和華盛頓之間的根本分歧掩飾起來的做法，避免了太平洋地區的一場戰時危機。威爾遜總統希望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會能導致世界各國在國際聯盟的倡導下實現普遍裁軍，但由於日本堅持要繼續控制德國昔日的領地和繼續駐軍西伯利亞（表面上是為了援救白俄部隊），並且美國的盟國強迫德國接受極其苛刻的條件，威爾遜的希望化成了泡影。

幾個月的爭吵將使威爾遜提出的烏托邦式的十四點計劃付之東流。分歧最大的問題之一是，日本不僅要國聯同意把它從德國手裡奪取的加羅林群島、馬紹爾群島和馬里亞納群島交給它託管，而且硬要控制山東。英國已經同意支援日本的這些要求，交換條件是日本帝國海軍在地中海幫助它對付德國潛艇。美國的反對卻絲毫沒有因為澳大利亞受權託管新幾內亞、俾斯麥群島和索羅門群島或紐西蘭將治理毗鄰的吉爾伯特和埃利斯群島而減弱。

日本揚言要退出凡爾賽和會，如果它真的退出，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的和會就會不歡而散。在這種情況下，威爾遜最後同意止日本繼續控制山東半島，條件是日本保證對山東的佔領是暫時的。威爾遜希望這樣能拯救國際聯盟，他相信國際聯盟能夠使日本遵守撤走的承諾並約束日本的“普魯士式的軍國主義”。這個讓步是災難性的，美國的觀點是“中國不應該受日本壓迫”，而且威爾遜已把這種觀點告訴了盟國領導人。美國總統乘船回國後發現，以亨利·卡伯特·洛奇為首的共和黨參議員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反對美國加入國聯，而總統卻不明智地硬要把國聯同媾和條款聯絡在一起。為了爭取國民支援凡爾賽和約，威爾遜到全國各地巡迴演說，途中不幸中風。病魔纏身的總統看到，他的由美國領導全世界建立集體安全的理想已經破滅。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參議院舉行表決，以五十五票反對，三十九票贊成，沒有批准凡爾賽和約。

翌年，共和黨在選舉中取得了壓倒性勝利，這標誌著“威爾遜的國際主義”的完結，雖然沃倫·哈定總統發表就職演說時為了防止孤立主義日益喧囂而謹慎地提了一下國際主義。美國在戰爭期間提供了億萬美元的債款，因而成了世界上的債權國。哈定決心使美國“成為擁有一支稱心如意的艦隊的最顯赫的國家”，這不僅是給他的工商界的支持者們吃了一顆定心丸，而且是承認美國不久將建立一支艦隊，以取代彼戰爭搞得民窮財盡的英國的勢力。使那些為建立一支龐大艦隊而進行院外遊說活動的人感到不安的是，國會內的孤立主義派和裁軍派正忙於削減撥給一九一六年制訂的大規模擴建海軍計劃的鉅額款項。海軍郵部務委員會堅持認為，要想“保護我們在兩大洋的利益，抵禦可能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任何勢力”，至少要建立兩支各有十六艘戰列艦的艦隊。這導致日本採取了對策——開工建造八艘超級無畏戰艦，同美國正在建造的裝有十六英寸火炮的四萬噸級的強大的巨型戰艦不相上下。

同日本結盟的英國政府看到有可能被捲進太平洋海軍軍備競賽，越來越感到驚慌。英國皇家海軍同德國進行長期較量後取得了勝利，名義上仍舊是海上霸王。但是，作戰艦隊由於在戰爭期間頻繁出航執行艱鉅任務，大部分已經老化，而對一個被第一次世界大戰耗盡財力的國家來說，營造替補戰艦，在經濟上是不勝負擔的。“我們要對付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首相勞合·喬治一九二一年在倫敦召開的帝國國防委員會的一次重要會議上告誡說，“因此，除非絕對必要並有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則不會有哪個英國政治家會把祖國投入一場可能是災難性的競爭。”殖民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則認為，必須把同日本的聯盟犧牲掉，因為“如果把我們的海上政策建立在同日本聯合起來反對美國的基礎上，那麼很難想象還有比這更加糟糕的政策了”。

同國防委員會的其他委員一樣，勞合·喬治首相也擔心這種方針勢必引起日本的敵視。他毫不客氣地提醒丘吉爾說，使英國不得不完全仰賴於美國海軍的靠不住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