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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戰列艦，正以每小時十七海里的穩定速度朝東北方向行駛。它們在駛離新加坡一百英里、進入南中國海的時候，收到章宜無線電臺的緊急電報：“十日（星期三）不可能提供戰鬥機掩護。”菲利普斯的文書很快又送上一封電報，告訴他第二天唯一可能進行偵察的是一架PBY“卡塔利娜式”水上飛機。一個經驗更豐富的指揮官當時當場就能意識到他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對於“拿破崙式”將官的菲利普斯來說，退卻不是皇家海軍的傳統。“嗯，”他在回到自己的艙房之前無可奈何地說道，“我們必須繼續前進。”

在那個全球戰爭的第一個晚上，在白天遭受了徹底的慘敗之後，只有英國首相在上床休息時是心滿意足的，美國從此將完全作為同盟者並肩戰鬥，這使他釋然於懷。“我心滿意足地上了床，安然入睡。”

第八章直接的打擊

“好了，我們總算贏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在軍事上開始遭到慘痛的失敗，溫斯頓·丘吉爾的直接反應卻是這麼一句話。他心裡明白，珍珠港遭到的襲擊，已經迫使美國決心投入一場全球戰爭。事件發生之後的幾個小時內，白宮的電話交換臺忙得不可開支，國會議員和“美國第一委員會”的主要成員紛紛打來電話，保證支援這場戰爭。

一股舉國一心的激昂情緒席捲美國，第二天正午，總統在他的兒子海軍上尉詹姆斯的攙扶下走進眾議院的時候，這樣的情緒強烈地表現出來了。他腿上套著鋼架，站在講臺前面，向國會緊急會議發表了歷史性的講演。他有意放慢聲調，電臺網將他的講話向全國作了實況轉播：

“昨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一個永遠蒙受恥辱的日子——美國遭到日本帝國海軍和空軍的蓄意進攻。”他心情沉重地講述了前一天的“無端的卑鄙偷襲”，然後警告：“不能否認這樣的事實：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領土，我們的利益，正面臨著嚴重的危險。”他在結束十分鐘講演的時候，要求國會對日本宣戰，他滿懷信心地預言：“憑著我們人民的無限決心，我們必將贏得最後的勝利。”

總統最後祈禱“上帝保佑我們”，話音剛落，擁擠的眾議院裡爆發出一片歡呼聲和跺腳聲，毫無疑問，這是他已執政九年的政府向國會提出的許多要求中最不會引起爭議的一項要求。就在同一小時，這項要求在參議院“全體一致”透過，在眾議院只遭到一位持不同意見的和平主義議員的反對。

當天下午四時十分，羅斯福佩帶著哀掉死難將士的黑袖章，在對日宣戰書上籤了字。在他的身邊，圍著國會兩院的領袖和許多閃光燈。時值隆冬，由於全國已實行燈火管制，外面的街道顯得異常黑暗。士兵在戰略性工廠、港口和造船廠巡邏警戒。白宮和華盛頓政府的各個建築物上，堅起了機槍崗哨。財政部長摩根索將總統的衛兵增加了兩倍，但未能說服他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佈置坦克。

那一天，全國各個城市的官員從早到晚一直在監督實施預防空襲和破壞活動的緊急措施。紐約市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決心保護曼哈頓“免遭珍珠港式的突然襲擊”，進行了民防大動員。警察局將日本人和其他軸心國的人集中在一起，用渡船送到港口對岸的埃利斯島上看管起來。時代廣場圖片新聞櫥窗的前面，整天圍著一堆堆哭喪著臉的觀眾，身著制服的水兵，氣字軒昂地向圍上來的聽眾發表講演：“我們很快就會打敗他們。”全國各個城市裡，育年人蜂擁報名參軍，陸軍和海軍徵兵站門口排起了長長的隊伍。

在日本可能入侵的西海岸，高射炮連正在匆忙進入好萊塢山、長灘和西雅圖的陣地——波音和道格拉斯這兩家大型飛機制造廠眼下成了敵人轟炸機偷襲的明顯目標。手持鐵叉、肩扛獵槍的農民，在荒涼的普吉特海灘上巡邏，準備隨時粉碎企圖登陸的敵人，因為在那個星期一的夜晚，確實存在著敵人入侵的威脅。有一位警察報告，一架國籍不明的飛機正在偵察聖何塞以西的沿海，於是，從洛杉磯到舊金山，六時剛過就拉響了警報。負責西部防務的威廉·奧德·瑞安將軍，“斷定這些飛機是從一艘航空母艦上起飛的。”他不承認這是一場虛驚，說是他的戰鬥機把日本人嚇跑了。

西部各管轄區的電話交換臺應接不暇，頻頻接到有人對美籍日本人暗中盯哨以及故意毀壞的報告。在華盛頓，日本大使館由大批警察保護，野村大使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員現在實際上成了人質。那天晚上，波托馬克河畔的櫻花樹（東京公民在一九一二年送的禮品）被人因氣憤而莽撞地弄倒了四棵。在全國各地，許多日本血統的美國人合夥花錢在報紙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