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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俘當作奴隸工來使用，那些戰俘是新加坡失陷時被俘虜的英聯邦的軍隊。他們其中有一位名叫哈塔米·阿里的巴基斯坦籍士兵，他在當時就已清楚地意識到因有病而無法幹活的戰俘不是被槍決掉，便是被注射致命的毒藥而死，死後便被日本人吃掉了。可是到1944年時，盟軍已經慢慢地逼近了，日軍的補給線在這時已被切斷，他們開始吃活著的健康的俘虜。阿里後來給澳大利亞的檢察官講述了這樣一個悲慘的故事：那些選出來的人被帶到一個茅屋裡，在那裡他們還未死去的時候，人們就從他們身上割肉，然後把他們拋到土溝裡，讓他們慢慢地死去。被割肉的時候，他們不斷地發出慘叫，被扔到溝裡去時也不斷地發出慘叫。可是當這些不幸的人們慢慢死去的時候，哀叫聲便漸漸地消逝了。他們不讓我們走近那些溝，由於屍體沒人掩埋，所以屍體發臭後的氣味十分難聞。

這些日本劊子手們之所以不直接殺死戰俘，是由於在熱帶地區沒有冷凍措施，人肉會很快的腐爛掉。鑑於此，日軍便先從戰俘身上割掉一部分肉，夠一頓飯吃的即可，而不直接殺死他們，然後便把他們直接扔到溝裡。在溝裡，他們還可以再活一兩天，由於還活著，這便保證了其內部器官保持新鮮，以便後來再吃。耳朵、鼻子、嘴唇、臉龐、腳趾、手掌、屁股、肩部和大腿被相繼割下來，然後被吃掉，而剩下的軀體仍殘存在那裡。

那些精神勇士把他們的部隊拋在了荒島上，而不顧他們的死活，這無異於犯下了彌天大罪。在島上的那些士兵也因飢餓難耐而變得極其野蠻。而像立花將軍和的場少佐這些缺少人性的人，看不到自己士兵們處於困境時所面臨的恐怖場景，而是一邊喝著酒，一邊講那些恐怖的故事來取樂，喝著喝著，在夜深的時候就醉的不省人事了。從2月23日（星期五）到2月26日（星期一），話務員吉米·戴伊、機槍手格雷迪·約克，以及飛行員華倫·厄爾一直被捆綁在立花將軍指揮部對面的樹上。

儘管的場少佐兇殘野蠻，但沒有任何材料記載過他打過這幾個戰俘。在2月23日時，格倫和馬弗被綁在了他的指揮部外，但在宴會中間，少佐並沒有離開過宴會去看這兩位戰俘。2月24日他一直在立花將軍那裡喝酒，還是沒有任何記錄可以證明他踢打過吉米、格雷迪和華倫·厄爾。

的確，除了中島大尉在喝醉時把格倫打死之外，那裡的部隊還沒有表現出對戰俘的刻骨的仇恨。島上的數千名日本士兵都有刀有槍，他們任何一人都可以打傷或幹掉一名美國戰俘，而這些飛行員既沒有被槍斃，也沒有被殺掉，而只是遭受了拳打腳踢。對於日本天皇的部隊來說，這種情況真有些反常。

日本士兵飽受勞累和營養不良的折磨，對前景也心灰意冷了，也許只是勉強地執行命令，也可能是大多數士兵都忘記了戰俘的存在。可這三名戰俘被捆在樹上的三天裡，一定是遭到了日軍的暴打。也許士兵們不願意這樣做，但他們總要在自己的長官面前表現出一些兇殘。這三名戰俘被捆綁在指揮部的前面，作為立花將軍可以炫耀的戰利品，將軍因此要求他手下的人要表現出一些日本人的精神來。

然而，暗地裡有一名日軍士兵對這三位戰俘表示了同情。平川小管大尉想幫幫這些被捆綁在那裡的美軍戰俘，但是又不敢違抗將軍嚴禁給戰俘東西吃的命令。後來，他找到了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以給戰俘東西吃，又不違背將軍的命令。“我送給他們吃的糕點不是軍事供應的食品，而是我用自己的錢買的，因此我想這樣的話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小管說。

到2月26日（星期一）這天，立花將軍已經明顯對那三位既髒又傷痕累累的飛行員不耐煩了。他決定把華倫·厄爾送到堀江少佐（少佐手裡面還有弗洛伊德·霍爾）那裡，由少佐盤問他。第275陸軍營和第307陸軍營將分別處死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約克兩名戰俘，加藤大佐所指揮的第307營將先行處決格雷迪。“我當時聽將軍說他之所以把一名飛行員送到加藤大佐那裡，是因為加藤大佐所指揮的部隊傷亡比較慘重。”福田大尉說。

“我們帶走了那三名戰俘當中最瘦小的一個。”當時服役於第307營的正雄岸本下士說。他們選擇了高5英尺4英寸的格雷迪·約克。他加上身上所帶的一些軍事裝備的重量才106磅，所以他當時的體重應該沒有100磅。

“我們選擇了其中的一名戰俘，然後把他帶回了營部。”一位名叫山豐的下士回憶道，他從不知道那位戰俘的名字叫格雷迪。“那名飛行員的頭髮是黑色的，大約有1。7米高，穿著一件皮毛邊的夾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