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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財產，法官裁定，妻子把嫁妝收藏起來不算偷竊。

婦女在傳記資料裡經常因為無私地處置嫁妝而受到表揚。比如，11世紀初，出生於富裕官宦家庭的趙氏（1008—1039）與17歲就透過了省試、成為家裡第一個當官的某男子結了婚。按照她的傳記的記載，當時丈夫家很窮，趙氏為自己有這麼多私人財產感到很不舒服，因此把嫁妝悉數捐出，充作家庭公產。上官氏（1095—1178），正如我們在“導言”裡看到的，她阻止丈夫借錢贖回親戚非法賣掉的祖先墓地的打算。她傾囊而出，用全部嫁資贖回祖墳並用餘款買下週圍的土地，修建了房屋，以便於看守祖墳。據範氏（1143—1222）的傳記，她於1160年嫁入田產不到3畝的一戶人家，她丈夫家的財產只能維持現在的生活但無法養育子女。當鄰居打算賣掉土地時，她迅速賣掉了自己陪嫁的土地然後買下了鄰居的地，把地契交給公公。“會鄰有求售者，亟鬻所自隨只田以買之，納其券於舅”。張氏（1146—1195）的傳記報道她賣掉5畝奩田，以便支付丈夫兄弟喪妻後續娶的費用。

寫這些傳記的學者都不贊成嫁妝完全是妻子的私人財產。他們塑造的妻子都在用全部或一部分嫁資為大家族的目標服務，109如祖先的祭祀和喪葬，或丈夫兄弟姐妹的婚事，從而證明她們是賢“內助”（見第6章）。比如，劉宰（1166—1239）說女人的本性就是吝嗇。這樣一來，趙悟真女士（1154—1224）就成為例外，因為她不僅把嫁妝和奩田全部交給了丈夫，還從不向他要收支的憑據。

女人死後，嫁資一般傳給丈夫或子女，但是有些女人明確表達了怎樣處置嫁妝的願望。例如，趙氏（1035—1110）在病榻上對女婿說：“吾奩篋中物皆嫁時資。未嘗更置一物以自奉。吾此意亦欲遺諸子孫。”（這意味著不只給她自己生的子嗣）丈夫接受妻子嫁妝時還可能牽連到情感方面的問題，即不能用亡妻的嫁資做她不同意的事。曾有一個男人不得不用妻子留下的錢為她辦佛事，因為當他用她的錢買妾時，亡妻就扮成鬼跳出來給他搗亂。

嫁妝成為家庭糾紛的原因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司馬光相信家庭為女兒準備豐厚的嫁妝並不僅僅在於關心她們的福祉。很多家庭明確打算透過豐厚的陪嫁加強兩家之間的聯絡。然而嫁妝像任何一種財產一樣很容易引起紛爭，使親戚變成敵人。男人可能為了女人的嫁妝娶她，然後再把她趕走。有嫁妝的孤女不一定過得好，因為她的監護人——叔叔、姐妹的丈夫或其他親戚——時不時地表現出不願意讓她們結婚的意思，不願失去對她們的財產的控制。一位判官在一樁男人掌管叔叔遺產的案子裡察覺到這種動機，地產屬於他叔叔的女兒和孫女。女兒已經25歲，但無任何談婚論嫁的跡象，孫女的婚事提起過，但沒有任何結果。判官觀察到：“今留秀娘於家，誠可以為佔田之策。”

第六部分：嫁妝嫁妝　5

奩田有時只是許諾要給男方，並沒有在婚禮前送到丈夫家。這看來至少成為廖萬英起訴妻子的叔叔奪走她的奩田一案的疑點。很不幸，叔叔已經把土地交給廖萬英妻子的哥哥掌管，已經被賣掉以償還她哥哥自己的債務。判官承認妻兄錯了但沒給廖萬英提供任何幫助，只不過告訴他真正的男人不應該為了嫁妝結婚，而且他還不應為此事使兩個家庭的關係變壞。

110帶著豐厚嫁妝的姑娘們當然會成為眾所欲求的兒媳，各種各樣的花招、伎倆都被用來挽留她們。有一件案子涉及再婚父母的女兒。妻子前夫的女兒是繼承人；現任丈夫前妻的女兒沒有什麼遺產可以讓她指望。女繼承人很小的時候父親給她訂了婚，但是未婚夫發現她母親和現任丈夫把她原來的嫁資壓低了，遂提出訴訟。

女人在這類案子裡經常是犧牲品，但是她們也能迫害、欺騙別人。李介翁死後，僅留下一個女兒和生她的婢女，地方官府分割他的財產，一部分給了法定繼承人——一個男孩，一部分給仍然由母親照顧的女兒。結果當媽媽的在前主人下葬以前就用女兒的土地當做自己的嫁妝，與別人結婚了。小姑娘被訂婚，並送到未來丈夫的親戚家裡當童養媳。後來，因為官府掌管著小姑娘的可動產（現金和銀器），媽媽和她的新丈夫又把姑娘搶回去，試圖控制她的錢財。

作為彙集了婦女財產引出的福祉和問題的典型例子，人們會關心宋初名人之一杜衍（978—1057）的生平。在為杜衍寫的傳記裡，歐陽修（1007—1072）強調杜家過去在唐朝連續出了很多高官的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