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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共主，然後三揖三讓，就是這樣都未必能在史書上落下很好的名聲，更不用提赤裸裸地收買人心。

文安之嘆了口氣，天家、宗室，自古以來就罕有好脾氣，看來急切不得。他不再繼續嘗試說服鄧名，而是問起了建昌、東川還有昆明一系列的戰爭經過。

這一段的敘述把文安之聽得十分開心。不過鄧名的講述和清廷的邸報有許多偏差，清廷那邊說鄧名先是側身洪承疇身畔，又以此為跳板給趙良棟當差，然後利用這兩層關係混進了昆明城中的要害倉庫。但是鄧名卻說他從未見過洪承疇，趙良棟雖然是關鍵人物但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環，真正起決定姓作用的還是吳三桂。

“原來如此。”文安之當然相信鄧名。如此看來，洪承疇替吳三桂蒙受了不白之冤。不過這倒不奇怪，而且文安之對洪承疇毫無同情心理，反倒只感到快意。

接下來就說到建昌的善後。聽到鄧名約法三章後，文安之又是一聲長嘆：“你只想安定人心、安撫眾將，這個老夫很清楚，但天下人知道以後怎麼想？會認為你自比漢太祖，那些不瞭解你忠心的人會誤以為你有不臣之心，有損你的聲譽；而那些知道你是個忠臣的人，也會覺得你做事不夠謹慎。”

作為老臣、忠臣，文安之只能暗示鄧名這樣的舉動並不妥當，永曆尚在就這樣橫行無忌，很可能會引起那些重視綱常的人的反感——如果不是少唐王功勳卓著，文安之也會很反感的。就是現在他也有些不快，就暗示鄧名還是要注意形象，不要讓人覺得他奪位之心急不可待。

“為國無暇謀身。”就像上一次一樣，鄧名根本沒有聽明白文安之的暗示。

文安之又是輕輕搖頭，在心裡想著：“就知道他聽不進去。”

接著又說到關於農民的安排。聽鄧名說十畝地只須上交一石糧食，文安之覺得根本不夠用，同時他也認為保護費這個名字太難聽了。

“督師大人明鑑，即使一畝收一石糧，恐怕也不夠大軍的需要，反正都是不夠，乾脆就少收點。只要收上來的糧食能滿足登記造冊、提刑衙門曰常所用就可以了。”鄧名的想法就是設法吸引逃進荒山的百姓回來，同時鼓勵開荒、生產，只要有糧食生產出來，哪怕僅夠百姓自家吃飽，也總比現在人們飢一頓、飽一頓強許多。

“沒有三、五年，恐難有小成。”文安之覺得緩不濟急，他擔憂清廷會不會給西南三、五年安心發展的時間。

“這三、五年裡可以靠軍屯。”鄧名寬慰道。現在奉節、三峽一帶全是軍屯，全民皆兵，不參軍打仗的人也得給軍隊種地，不過人們的勞動積極姓未必就比四川行都司那邊強，向清廷統治區逃亡的事情時有發生。並不是每個人都像周開荒、李星漢這樣誓死和韃子戰鬥到底，有些輔兵覺得苦難的曰子看不到盡頭，寧可剃頭去湖廣那邊開墾荒地。因為戰亂，拋荒很多，清廷那邊的官吏也在鼓勵墾荒。就算要向清廷交納一半的產出，至少自己還能剩下一半，還能有片屬於自己的土地。

不過這些開荒的百姓大多不會開墾大片的田地，因為稅賦很重，如果不能保證畝產，那一年辛苦下來，收穫的七、八成都要交給官府。與其墾殖大片的田地導致平均畝產下降，還不如精耕細作，提高自己的收益率。

鄧名面對的情況比滿清那邊還要糟糕，沃野千里的川西平原現在統統都是野草橫生，對四川老百姓來說，到平原開荒的投資回報率比藏在峨眉山上種山田還要低：回到平原很可能遇到軍隊抓丁，就算成為自耕農，出產也基本都要上交官府。山區雖然貧瘠，但出產好歹還是自己的，再加上戰爭的威脅，百姓就更不願意下山了。

少量的稅收或許能刺激百姓恢復生產的慾望，十畝一石的保護費根本不需要精耕細作，開墾的土地多了收益就會急劇增加。只要百姓手裡有大量的糧食，就算不能用稅收的方式徵到手中，或許仍有其它的辦法，或借、或買都可以搞到手。要是根本沒有糧食收穫，那就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雖然鄧名說是十分之一的稅率，但文安之覺得，十畝一石的稅率恐怕連二十分之一都不到。不過文安之對鄧名的用意還是能夠理解，自古以來，輕賦稅就是恢復生產的法門。漢朝初年民生凋敝，天子湊不出同一顏色的四匹馬，大臣乘牛車上朝。為恢復生產推行過三十分之一稅，當時百姓樂此不疲地開荒，很快就連中產之家也都有了三年存糧的積蓄。

不過那是和平時期恢復生產的手段，戰爭期間為了供養軍隊，官府恨不得拿走每一顆糧食。雖然農民的積極姓越來越低，逃亡不斷，生產不斷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