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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兩個人之後，文安之再次提起了夷陵宣言：“這個東西，你是不是從建虜那裡借鑑來的？”

文安之的話說得很委婉，但鄧名仍然糊塗了：“督師何出此言？”

關於夷陵宣言，文安之私下裡琢磨了很久，他心裡也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辦法，可以在不導致大動干戈的情況下把明軍的力量團結起來。不過文安之想得遠比李來亨和劉體純他們要深入，也得出了和李國英類似的結論，那就是這個委員會和皇太極的八王議政有些相似。

觀察了鄧名一會兒，文安之確定對方不是作假，就斟酌著詞語把皇太極當年在生死存亡關頭搞的議政制度講給鄧名聽。

“哦，哦。”鄧名聽完之後，才明白文安之為何會有剛才那一問。鄧名仿效的是前世的憲政制度，有古羅馬貴族共和制的影子；而皇太極用來擺脫覆滅的手段，顯然是一種貴族共和制。

“洪太雖然是韃虜，但讓老夫私下評價一句話，確實是不世出的人傑。說來也奇怪，他父親是個野人，怎麼會有這樣的兒子？這也算得上是我華夏的大劫了吧。”文安之輕嘆一聲，沒有更多地議論皇太極，而是再次轉到了夷陵宣言上：“這個宣言，對你的名聲會有很大的壞處。”

“為什麼？”鄧名驚訝地問道：“難道別人會以為我是學的洪太嗎？”

“當然不是因為這個，而是因為這個宣言最終會毀了你信守諾言的好名聲。”至此文安之已經確信鄧名是自己靈機一動想出的這個主意，這說明鄧名也是類似皇太極那樣的出色人物，文安之當然很高興：“不會有人說你學洪太的，因為不會每個人都像老夫這樣胡思亂想。”

鄧名琢磨了一會兒，還是有些不明白。

文安之輕輕嘆了口氣，他搞不懂為何鄧名有時顯得極具政治遠見，有時卻又顯得非常幼稚，他不得不把話徹底挑明：“可共患難，不可共富貴啊。”

共和這種手段，能夠提高集團內部的凝聚力，即使是貴族共和，也能夠讓國家的效率大大提高，極大地降低內耗。但古典共和國一定會滑回讀才、帝制，原因就是文安之那句“可共患難、不可共富貴”。當外患的威脅降低，國家強大後，獨佔權利和財富就會是所有大權在握者的追求目標，因為這是人從祖先那裡繼承來的本能。

“督師”聽懂了文安之的意思後，鄧名本想說一聲真知灼見，但話說了一半還是打住了。聽了文安之的話後，鄧名立刻就聯想到了羅馬共和國的傾覆。即使有諸多強有力的人互相制衡，但是當除掉了外部的憂患後，羅馬共和國還是被帝制所取代，執政官變成了終身執政官，開始的時候雖然是終身制，但還是選賢的養子制度，僅僅幾代以後就變成了傳給親子的世襲制度。至於滿清，那更是皇太極一代人就差不多變回到原樣，為了擺脫生存危機，皇太極建立了八旗貴族共和，隨著生存危機不斷降低，皇太極又親手毀滅了它。

中國得天獨厚，在亞洲一家獨大，周圍沒有強有力的文明國家競爭者，所以完全不需要共和。尤其是宋代、明代，擁有遼闊的領土，眾多的人口，相對鄰國遙遙領先的科技和經濟，國家可以靠著效率很低的＇＇制度來維持運轉——不過結局都敗壞得差不多，最終連人口稀少的野蠻人都打不過了。

在分裂而且征戰不休的歐洲，越是領土稀少、貧瘠的國家，往往議會的權威就越重要，因為沒有強鄰那麼多的資源可以揮霍，要想生存就得想辦法。英王曾經關閉議會多年，一心依靠自己和忠臣來實行＇＇統治，結果國庫空空如也，王室負債累累，政斧瀕臨破產，英王不得不重開議會，然後被送上斷頭臺；法王也曾大權獨攬，過著朕即天下的好曰子，直到被連綿的戰爭燒光了最後一塊金幣，國家在事實上已經破產後，才不得不召開三級會議，然後被送上斷頭臺不過一旦事態好轉，共和的保衛者馬上就會變成共和的毀滅者，這是另外一種模式的治亂迴圈。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鄧名輕聲說了一句，這是他對皇太極那套制度的感想，也是他釋出夷陵宣言的原因。對於古典共和制度來說，這也是一句很恰當的評價，鄧名自己實際上也變得越來越無所顧忌，比如他曾經把洗劫鎮江的蔣國柱和管效忠恨之入骨，但現在鄧名可以沒有什麼心理負擔地和蔣國柱面對面地談判——因為沒有人可以懲罰他，鄧名除了軍事失敗，不需要為自己的行動承擔任何後果。如果除了道德再沒有制約他的力量的話，他完全可以像今天簽署夷陵宣言一樣隨手撕毀了它，不但鄧名可以，其他簽署人也可以。

文安之誤會了鄧名的話，他以為鄧名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