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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寶本來就有怨氣，這時忍不住道：“鄧提督積極為奉節的這個委員會奔走，難道不是為了針對皇上和朝廷嗎？”

“不是。”鄧名急忙搖頭：“我們不能各自為戰，不然就會被韃子各個擊破。這個委員會沒有給諸位將領們下令的權利，只是為了溝通。如果有人需要援兵，其他人能透過這個委員會知道；如果有人缺乏軍糧，其他人也能得知他的難處；就比如大王吧，如果大王有使者在奉節，告訴我們大王需要軍糧，或是需要我們呼應，我們才可能明白大王的戰略啊。”

“這不就是視朝廷為無物嗎？”陳佐才忍不住反駁道：“現在國家危急，你們應該放下成見，響應朝廷號令才是。”

鄧名已經透過別人知道了陳佐才的經歷，知道他是一個和任堂相似的讀書人，棄筆從戎，在沐天波手下當了一個把總。吳三桂進攻昆明時，陳佐才正前往建昌檢視庫儲存備，為永曆移駕四川做準備；但隨後得知沐天波跟著天子逃亡出國，陳佐才趕去緬甸，極力勸說天子返回李定國的軍中，受到了馬首輔和其他大學士們的厭惡，就想打發他回雲南聯絡義士，省得在眼前添堵。正好得知昆明大火，吳三桂退兵，陳佐才受命把李定國請罪交還的黃鉞再送回去。

陳佐才對鄧名、夔東集團、還有建昌表現出來的軍閥作風非常反感，已經到了深惡痛疾的地步，他不明白為何到了這樣的關頭，以鄧名為代表的軍閥們依舊在打自己的小算盤，此時他再也按捺不住：“你們罔顧朝廷大義，為了一己之私就置國家、衣冠於不顧，就不怕成了千古罪人嗎？將來有何臉面去見祖先於地下？”

第三十六節　宿命（上）

陳佐才話一出口，李定國就急忙來打圓場，他並不想對鄧名失禮，今天雙方首次見面，涉及的話題已經遠比李定國想像得要廣泛、深入了。

“沒關係，沒關係。”雖然陳佐才很無理，但鄧名沒有露出絲毫的憤怒之色，他沉吟了一下，仍然用客氣的口氣說道：“我有一些想法，估計陳先生聽了會覺得很荒謬，但我想‘大丈夫無一事不可對人言’，不妨說出來讓陳先生對我的想法有所瞭解。”

在鄧名的理解裡，官員就應該無一事不可對人言，比如官員的財產、對政策的傾向、做出決策的依據等，不過未來或許可以用法律強迫官員把這些事情交代清楚，起碼要交代清楚一部分，但現在還是隻能依靠道德自律。

“對中興大業來說，最好莫過於大家都對朝廷的命令俯首帖耳，朝廷發出的命令能夠得到各路將士不打折扣的執行，只要朝廷一聲令下，接到命令的人就不怕犧牲，不計較利害得失地衝上去，理解也要執行，不理解還是要執行。”鄧名說到：“如果朝廷治下的百萬軍民能夠擰成一股繩，萬眾一心，那麼趕跑韃子、光復山河也就指曰可待。”

在鄧名的前世，隨著識字率和科技的發展，＇＇制度的效率也有所提高。比如二戰前的納粹德國，靠著國民普遍的復仇心理、足夠發達的教育系統夜以繼曰地洗腦、無線電通訊便利加上工業社會的組織姓，使得領袖的意志得以貫徹。一個＇＇國家在五年至十年的時間內，效率可以達到憲政國家的水平。不過即使是工業社會的＇＇國家，也達不到鄧名所希望的效率，資訊時代計算機技術大發展後是不是能達到，鄧名沒有親眼見過不敢說，反正明朝、清朝都是達不到的。憑著明末現有的技術條件，皇權直接貫徹到縣裡都很勉強。

陳佐才沒吭聲，他從鄧名的話中嗅到了一絲嘲諷的味道，不過明朝破敗到現在的地步，他也沒法跳出去說對方說得不對；而李定國則覺得就是如同鄧名所說，也未必就能一帆風順地趕跑韃子，因為還有指揮不得當的問題，還有糧食的問題以及各種軍需品的供應問題等。要是大家都不折不扣地服從朝廷，反而多半會出現混亂，別人不說，李定國自己就不可能按照馬首輔的指示來安排軍隊和生產。

“問題是誰來發號施令呢？如果是晉王，那麼別說其他的人，就是我也會擔心晉王是不是讓我去做犧牲；而建昌肯定也會擔心，要是晉王把他們的兵馬和軍糧都拿走了，然後把將領們都抓起來問罪怎麼辦？”見陳佐才要張口反駁，鄧名急忙主動後退了一步：“我知道我和建昌有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愧對皇上和朝廷，對不起祖先父老，但眼下的問題就是這事做不到，就算我和慶陽王做到了，我們的手下還是做不到，虁東眾將也肯定不行。反過來說，打個比方——若是朝廷讓慶陽王來發號施令，晉王就一點兒不擔心建昌借刀殺人、吞併友軍然後秋後算賬嗎？就算晉王公忠體國，我自問還是會擔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