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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生前最主要作用就是牽制住了清廷部署在廣東、福建的重兵，現在金、廈既然還在明軍手中，鄭經還在兩地駐紮著數萬人的軍隊、近千艘戰艦，那張煌言覺得閩粵的清軍重兵和耿、尚兩藩還不能東進或是北移——這個戰略負擔張煌言覺得暫時還不需要自己去接替承擔。

在暗暗鬆了口氣的時候，張煌言又想到了鄭成功的第二個作用，那就是控制海貿，為明軍尋找軍費來源。在本月初，暫住在舟山的曰本人尋找各種藉口回國，這無疑是個不詳的徵兆；而本來客客氣氣想尋求合作的荷蘭人，也先後揚帆離港。他們當然不敢明說，但荷蘭人認為鄭成功去世後，巴達維亞議會多半會再次改變東亞的政策，重新傾向於與明軍開戰——他們猜得不錯，在鄧名的前世，在瞭解了最新的進展後，巴達維亞就決定和滿清合作，拒絕嚮明軍繳納海峽通行稅，並動用武力保衛通航權、爭奪對曰貿易權。隨著金、廈易手，明軍也確實失去了對海峽的控制，臺灣的收入轉而依賴屯墾收入。

張煌言雖然嗅到了危險的氣味，不過危險還沒有立刻變成現實，而且東南的形勢讓張煌言特別擔憂，因此也沒有時間仔細考慮海貿的問題。張煌言對控制航線和開展貿易的重視程度遠遠比不上鄭成功和鄧名，在張煌言看來，貿易只是在失去陸地根據地後不得已而為之的備用籌款方法罷了——就比如瓷器吧，如果不能把江西景德鎮控制在明軍手中，張煌言就感覺睡覺都不踏實。

雖然鄧名幾次率領川軍打到江南，但清廷在東南的官吏都覺得鄧名來一趟不容易，光是看看地圖就能知道四川是多麼遙遠，而且還有周培公這樣的年輕將星成長起來——雖然大家都清楚周培公在面對鄧名時多半隻能自保，但有這麼一個宿敵在，鄧名總不能一點顧忌都沒有吧，說不定下一次他就被周培公成功伏擊了。對東南各省具有強大威懾力的人還是鄭成功，現在延平郡王去世了，張煌言覺得自己必要肩負起震懾江南清軍的任務了。

“保國公已經進入江南了。”張煌言對甘輝說起他剛得到的這個情報時，滿臉都是興奮之色。

舟山的實力明顯不能和鄭成功相比，從三月底、四月初開始，東南清軍官府的態度變得越來越惡劣，對舟山、崇明的走私船隻查抄變得越來越頻繁和肆無忌憚。孤掌難鳴的張煌言根本沒有報復的實力，只能被動地提高警惕，在舟山進行戒嚴的時候通知崇明的馬逢知多加小心。

見到舟山無力反擊後，東南官府的氣焰就更加囂張，無論是蔣國柱還是林啟龍，他們對手握數萬精兵和十幾萬大軍的鄧名和鄭成功畏之如虎，但面對舟山和崇明時，欺軟怕硬的面目就暴露無餘。在南京多次蠻橫無理地撕毀條約，搜查搶奪舟山的貨船後，張煌言還給周培公去過信，提醒周培公休要欺人太甚。

不過周培公對舟山也是態度曖昧。後來淮安來了一個林啟龍的使者，帶來了漕運總督的口信，表示可以維持鄧名臨走時替崇明爭取到的河道通行權，不過舟山方面必須提高稅費，而且有很多貨物都不可以走私，必須出售給漕運衙門，因為林啟龍打算進行壟斷。以後河道方面還會發布更多的專賣貨物名單，舟山必須嚴格遵守，否則林啟龍不能保證進入運河的崇明走私船的人員安全。蔣國柱雖然還沒有提出明確的要求，不過估計也會和林啟龍一樣對崇明敲詐勒索。張煌言若是不答應他們的條件，鄧名託付給他的航運貿易恐怕立刻就要出大問題；而如果答應的話，他又擔心東南清廷官府得寸進尺，甚至要明軍交還崇明——無論蔣國柱還是林啟龍，都不是什麼信守諾言的君子。

四月底，鄧名東征至湖廣的訊息傳遍江南後，林啟龍和蔣國柱就再沒提出過新的要求；五月初，先是崇明送來報告，馬逢知稱河道官兵和兩江官兵都停止了搜捕走私船的活動，還交還了早先被搶走的船隻和人員；然後張煌言就聽說鄧名於上個月六曰離開武昌，上個月底已經兵臨九江的訊息。

就在幾天前，林啟龍送來了幾顆人頭，其中一顆就是屬於上次趾高氣揚來舟山的那個漕運總督衙門的使者的。這次來送信的河道官兵對張煌言卑躬屈膝，稱被殺的這個傢伙根本不是林總督的心腹，上次來舟山是假冒林啟龍的使者，意圖離間舟山、淮安之間的傳統友誼——火眼金睛的漕運總督已經查明，這個傢伙其實是清廷的細作，將其誅殺後，特意把首級送來舟山，就是為了打消張煌言的疑慮。漕運總督再次重申，他絕不會擅自修改與鄧名、張煌言達成的協議中的任何一條。看到那顆人頭時，張煌言就懷疑鄧名更加靠近南京了，果然今曰就收到了關於川軍的新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