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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溥或許還會遲疑是不是該跟進，因為傑書不懂事，而李國英看上去也不像個精打細算的人。可遏必隆既然敢報捷，那祖澤溥對前線的戰況心裡就有了個大概：“十萬大軍估計當場去了一、兩停到兩、三停，還潰散了，不然不用連滾帶爬地逃回徐州；但賊人大概也持重，沒有大規模追擊或是搜捕，所以康王爺、輔政大臣他們一整理，發現，嘿，咱還剩下了六、七成或是七、八誠仁，這仗其實打得還行啊。”

因為現在清廷的威望搖搖欲墜，所以只要不是敗得太慘，燕京多半也不會追究敗軍之將的責任而是幫著掩蓋——要是太慘就沒辦法了，實在瞞不過去，那朝廷也只能治罪來殺雞給猴看了，比如祖澤溥估計，朝廷肯不肯容忍自己諱敗為勝，界限就是濟南是否有失。而遏必隆肯定對輔政大臣集團的容忍能力最瞭解，他既然敢報捷就肯定有把握不被戳穿；再說康親王還是滿洲貴族勢力的領袖，輔政集團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就不用擔心還有誰非要和他為難了。

剛才拿到捷報後，祖澤溥匆匆掃過一遍後，就立刻決定相信遏必隆對局勢的判斷，為康親王回師山東之舉搖旗吶喊，這次攀上了傑書和遏必隆的高枝，說不定清廷對祖澤溥的容忍能力也會水漲船高——丟了濟南肯定還是不行，但假如青州府被賊人搶去，說不定朝廷也能繼續對祖澤溥裝糊塗。

十二月二十五曰，於七指揮的登州戰役勝利結束，困守登州的綠營向城外的扶清滅明軍投降。

這勝利來得十分迅速，讓扶清軍都感到有些突然，因為他們雖然在野戰中屢屢擊敗綠營，不過還沒有能把綠營統統趕進城中。這一個目標不太可能在新年到來前完成，因此於七和縉紳們計劃圍困登州到二月，然後再開始爆破城牆展開巷戰，從而完成統一膠東的大業。

但在十六曰那天，登州鎮總兵和大批山東兵將聯合派來請降使者，和扶清軍商談和平開城和清軍整編問題。登州綠營表示只要他們的嫡系能夠得到儲存，並且被接納進扶清軍的話，他們可以接受降職安排。

給雙方穿針引線的是山東總督祖澤溥的密使，他奉命來登州為處於戰爭的清軍和扶清軍進行調停。山東總督的密使向登州綠營表示，山東總督衙門可以諒解登州綠營的投降，將其視為在不得已情況下儲存火種的行為；而同時還向扶清軍施加壓力，暗示如果今天扶清軍對綠營網開一面，那將來山東總督衙門在招安問題上，也會更努力地替扶清軍向清廷求情。

登州綠營的抵抗慾望本來就不強，因為他們早就發現敵人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大戶——和明朝的軍戶制度不同，綠營制度下軍民的聯絡要緊密得多，軍民既然不是隔離狀態自然有一種面對老鄉不好下手的問題。接到山東總督的諒解通知後，登州綠營更是全無鬥志。

不過聚集在登州的山東綠營不止登州本地人，還有一些是被祖澤溥派來參與圍困於七的，這些綠營因為和登州縉紳沒有交情，對面的扶清軍中也沒有他們的岳父、大舅哥或是連襟，所以作戰慾望要強烈得多。現在經過祖澤溥密使的調停，外地綠營得到了扶清軍的人身安全保證，而且還允許軍官和他們的家丁攜帶武器和盔甲離開登州、萊州返回山東總督控制區。

在達成初步協議後，扶清軍就把內容送去萊州向鄧名請示，從鄧名本人來看，攻擊鬥志低迷的綠營是一個很好的練兵物件，不過既然縉紳們不願意和他們在綠營中的親戚拼個死去活來，那鄧名也不好非要做這個惡人，於是鄧名就同意了議院和於七的勸降方案。

二十五曰這天，原登州鎮一萬多清軍綠營被整編為一千人的扶清軍兩個營，而非登州、萊州的綠營軍官，在交出了全部的輔兵和大部分甲兵後，也帶著他們的親兵離開。而登州知府則被五花大綁押解進大牢，之前縉紳和綠營的談判一直瞞著登州知府，而破城後他也會是替罪羊，縉紳計劃把他宣佈為陷害於七、阻塞言路的殲邪小人，而且還貪贓枉法、欺壓良善——後面的罪名倒不是顛倒黑白，證據也十分充分。

雖然罪名已經確定，但山東總督祖澤溥的密使建議縉紳先不要處死登州知府，因為如果知府死亡總督衙門就要對他蓋棺定論了。如果將來山東總督和縉紳達成招安協議，那登州知府就是隱藏在清廷中的通鄧細作；而如果最後山東總督還是要縉紳兵戎相見，那他就是慷慨赴死的清廷忠臣。

而只要一天不達成協議或是談判破裂，祖澤溥的蓋棺定論就可能犯下政治錯誤，因此暫時留登州知府一命也是山東總督進行調停的中介費之一。

縉紳議院一開始對這條有些不滿，認為是山東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