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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與我軍為敵，那麼村民、村婦聽到的就會是我軍的種種壞話，與吃人的惡鬼無異。”

和周開荒不同，任堂對縉紳的利益非常重視，這也是浙東軍一貫的方針，在優待縉紳方面，張煌言比鄭成功還要用心。對於闖營在湖北的種種政策，任堂是相當不滿的，所以鄧名提出補償武昌士人這個想法後，任堂是堅決的擁護者，甚至建議鄧名對那些留在家鄉的縉紳一併給予補償。

任堂的話說到鄧名心坎裡去了。雖然才到這個世界不到兩年，但他對這個時代縉紳階層的實力可是深有感觸，他們掌握著全部的輿論工具，擁有大量的知識分子，還是這個時代訊息最靈通的人群，是大多數社會資源的擁有者。上次胡全才還沒從武昌出兵，鄧名就從縉紳那裡掌握了對方先鋒的姓名、兵力、路線、每曰的紮營地，在鄧名培養出自己的知識分子和建立起新的輿論工具前，他可不想去觸怒縉紳階層。

不過前些天任堂提出給明軍治下的縉紳補償時，鄧名還是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對他來說那是同盟軍的內政，在同盟軍對治下的縉紳表現出敵意的時候，鄧名不可能站在同盟的對立面去表達善意。保持對外的一致、至少是表面上的一致，在鄧名看來是維持同盟穩固的要點。

這也是鄧名拒絕任堂提議時給出的理由，不過除此之外，鄧名還有更多的原因。首先就是支出問題，絕大部分鄉紳地主缺乏門路，無法逃到武昌或是沒有在省城讀書的兒子，如果鄧名要把他們一半的稅收也承擔起來的話，那他的食鹽買賣利潤就會大打折扣；其次，這些人留在明軍的治下，就算有怨言，也難以對清廷控制區形成影響。在鄧名看來，最關鍵的還是武昌這些湖北的頂層縉紳，只要做好了他們的工作，那麼李來亨、賀珍他們無論做什麼都影響不大，至少不會影響到鄧名的名聲。

“不錯，我正是這個意思，”聽到任堂的發言後，鄧名馬上贊同道：“我給周培公他們的是欠條，而不是糧食、食鹽，要是他們想拿到真金白銀，就要讓湖廣的官營渠道向我們開放。拿這麼一點錢收買武昌、漢陽計程車大夫，其實還是值得的。”

在食鹽銷售中，四川方面肯定要讓利，因為眼下四川方面要比湖廣方面更迫切需要食鹽買賣，而且四川方面不可能拿到滿清的鹽引，所以銷售完全要指望張長庚的湖廣官僚系統。

“每年運到湖廣的官鹽是有限額的，到底差額有多大不好說，但是肯定不夠百姓都吃上鹽，有大批的人因此生病甚至死亡，所以大家才會用高價去購買*官鹽。”鄧名繼續說道。

目前清廷採用的鹽政制度和明廷沒有大的區別，不但購買食鹽需要鹽引，而且購買的鹽應該銷往何處也有明確的規定。從秦朝開始，鹽就是官府用來盤剝百姓的重要工具。食鹽是生活必須品，不吃會有姓命之憂，但是官府對提高食鹽的產量興趣並不大，相反，只有食鹽供應不足，官府才能把價格提高几十倍、甚至百倍之上。而規定鹽引的銷售地進一步加強了官府對食鹽的壟斷程度，把食鹽生意的利潤提高到了前無古人的地步。

“我們沒有鹽引，不可能在湖廣出售川鹽，也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出售川鹽。袁將軍、張尚書以前那種讓地方小鹽商在官鹽中夾帶的辦法，既不穩定，也不能大量銷售。但張長庚不同，他雖然不可能給我們鹽引，但所有官府都可以銷售他們‘查抄’到的私鹽，這個是沒有數量限制的。”

因為鹽業的利潤高於未來的毒品，所以自古以來私鹽走私就屢禁不止，私鹽販子甚至擁有自己的武裝，與緝私的官兵一旦相遇就拼命廝殺。為了鼓勵地方官府、官兵勇於稽查私鹽，查抄到的私鹽一般都會賞賜給地方，這些私鹽官府也不一定要出售給擁有鹽引的商人，而是可以順手賣給本地的商人。現在鄧名就打算利用這個機會，只要運入武昌的川鹽被打上官府的印記，成為“被緝得的私鹽”，就可以順利地發向湖廣全境，甚至流出湖廣進入河南、江西等地。

層層的官府、地頭蛇，鄧名不可能靠明軍的力量逐個去收買，所以必須要保住張長庚領導的湖廣總督衙門，只有張長庚才有能力幫助明軍打通一路上的關節。

對於鄧名的安排，周開荒倒是沒有什麼不滿，但眼看漢陽唾手可得，卻無法拿下，終究還是讓人有些難過。聽鄧名解釋了張長庚湖廣政斧對四川的重要意義後，周開荒只是輕嘆了一聲：“看來要等我們有能力一口氣拿下整個湖廣後，才能來取武昌了。”

鄧名基本也是這麼想的。他給四川明軍制定的戰略就是遠交近攻，區別對待川陝綠營、湖廣綠營和兩江綠營。對較遠的湖廣張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