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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票都由索洛維也夫安排使館買好了。一切準備妥當，就在我們動身的前一天夜裡，索洛維也夫卻通知我，說是西伯利亞氣候太冷，不能發運，不去接了。這是第一次接運未成。到了第二年二三月間，索洛維也夫又通知說，莫斯科準備發運，要我們去接，並再次由他負責買火車票。但又是在動身的前一天晚上，他通知說不去了，說是沒有發檢驗證明，不能發運。這是第二次沒有接成。又過了兩個來月，索洛維也夫緊急通知說，貨已到邊境，我們的火車票都買好了。當時我與劉傑劉偉他們議論，看樣子這次像是真的發運了。我們心裡也都很高興。但等到動身前一天，索洛維也夫打電話說，明天不去了。我問他什麼原因，他說，斯拉夫斯基部長感冒病了，無人簽字，不能發。這是第三次沒接成。後來就石沉大海，什麼都沒有了。

1959年初，宋任窮和劉傑同二機部總顧問扎吉江一起開會研究，認為中國核工業建設的速度較快，內蒙古包頭核燃料元件廠、甘肅蘭州鈾濃縮廠、甘肅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等首批主要工程的基礎工程和附屬工程陸續開工，這時都已取得了很大進展。為爭取時間，需要蘇聯提早於1960年供給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等核燃料工廠建成生產出裂變物質後，即可投入武器的生產，並於1962年進行首次核試驗。這時候，扎吉江正好有事回國，宋任窮和劉傑便委託他將中方的要求轉告給蘇聯主管部門。後來得到的答覆是，中方提出的意見有道理，也有必要，但因為需要對原先的協議進行補充修改，所以還應由中國政府正式向蘇聯提出，並由宋任窮部長組團前往蘇聯談判，解決相關的問題。6月下旬，中方組織好了一個代表團，以宋任窮為首，正準備啟程前往莫斯科，這時莫斯科卻先來了一個不妙的訊息。

第53節：第十四章　不理他們這一套（3）

1959年6月底，周恩來總理的秘書馬列打電話給劉傑，通知他到總理辦公室看一份檔案，是什麼檔案，馬列沒說。劉傑趕緊要車，去了一看，是一封密級很高的電報，電報有幾百個字，是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落款日期為1959年6月20日。這封信於6月26日由蘇聯駐華大使參贊蘇達利柯夫送交給了周恩來總理，信中說，中國二機部部長要求現在就把原子彈的樣品和設計炸彈的技術資料轉交給中國，這個要求的提出正趕上日內瓦會議在擬定禁止試驗核武器的協議，正趕上政府首腦會議即將召開，考慮到西方國家如獲悉蘇聯將核武器的樣品和設計的技術資料交給中國，就很有可能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為爭取和平與緩和國際局勢所做的努力。因此，在目前條件下，只能暫緩向中國提交原子彈的樣品和技術資料，將來如何共同行動，以後看局勢發展再定。

劉傑說，那封信主要的意思是現在美英蘇三國要討論停止核試驗問題，如果給我們原子彈援助的話，就容易暴露秘密，談判時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會產生不利影響，說現在你們可以先進行核工業的建設，而核工業的建設大概還需要兩年的時間，因此暫緩提供原子彈的樣品，到那個時候再說。這封信的最後一句話，是說我們的核武器是共享的。接著這個電報之後，我們黨組就進行研究。很明顯，蘇方是以和艾森豪威爾他們談判停止核試驗為由，用這個名義來推遲給我們的援助。再聯絡到那個原子彈模型遲遲不到的事，我們就做了一個估計，看來從這封信開始，蘇聯對我們援助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隨後宋部長向聶帥請示，聶總說，他不給，我們自己幹。但眼下這個問題怎麼處理呢，那是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啊，聶總說這個問題還要請示。那時正開廬山會議，7月中旬，聶總就要宋部長和我還有總後裝備部部長萬毅，我們一起到廬山。到廬山以後我們反覆地研究，要不要覆信，覆信怎麼復，要不要提出反對的意見，應該持什麼態度。我們考慮了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並主張派代表團赴蘇就有關問題談判。聶總說復不復信應由中央來確定。後來宋部長就向總理請示，總理說，中央研究過了，我們不理他們這一套。意思就是我們對他這個信不表態，不復信。總理說他不給，我們就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宋任窮說，我們給聶老總的信是7月4號寫的，信中提出了三個對策方案和根據目前情況對原子能工業建設應取的方針和做法。當時中央正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我沒有去。聶老總說，等廬山會議結束的時候，讓我們到廬山向他和彭老總彙報。會議預定7月14日結束，讓我們7月14日那天到。可等我們一到廬山，會議卻一下從反左轉到反右了。彭老總被打倒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