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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大批留學生都回來了，從香港進入深圳，當時那裡還是個小村子，但是感覺特別親切。回到中國後，我先是到了中國科學院的應用物理所，1960年去蘇聯考察了三個月，回來以後到金屬所，沒呆多久就到了九所。我家裡人都不知道我去哪兒了，科學院也不知道。只知道一些信箱啊什麼的，轉來轉去的。那對我老伴怎麼說呢，就只告訴她我現在調到一個保密單位，做什麼工作不能跟外面講。一開始到了九所，他們總要交代工作吧，哈，他不直說，繞彎子，只告訴我是做原子能在國防中的應用，那我自己就猜吧，可能是做這方面的工作。在當時，“原子彈”這三個字兒是不能講的。本來我的專業是材料方面的，我跟領導說我沒搞過，怕幹不好。不記得是李覺、朱光亞還是錢三強，當時聽我一講就笑了，說你沒搞過，中國誰搞過啊？你現在就主要做爆轟方面的工作。我這時也只好改專業了，國家需要嘛。不懂怎麼辦？邊幹邊學，能者為師。利用自己過去掌握的一些基礎知識，採用一些自然科學的方法，查文獻，分析問題，跟大家逐步學習。王老王淦昌當時管我們二室，他非常支援研究和試驗，但當時他也對座標一號這個方案有點兒懷疑。座標一號只是其中一個方向，而這個方向當時困難還很多，那麼，方向是不是對，能不能達到聚焦目的？究竟該選哪一種方案？下這個決心不容易，要說服這些領導拍板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王淦昌來到九所後，分工主管爆轟試驗工作。在陳能寬提出座標一號聚焦方法之後，他提出的是另一種聚焦方法——炸藥透鏡法，即用高低爆速炸藥透鏡把分散的球面爆轟波調整為平面波，再使爆轟波從平面變成向心聚焦波。按道理講，這種方法肯定能夠實現爆轟聚焦，沒人懷疑。後來經過調研，瞭解到美國當年投到日本的胖子型原子彈就是這麼做的。這裡的關鍵問題是符合要求的高低爆速炸藥的及時研製成功。多路探索是原子彈技術攻關時的常規做法。九所領導對兩種爆轟聚焦方法都很重視，都給予人力物力上的支援。然而，在技術途徑的選擇上，專家之間仍然存在分歧，有時爭論很大。對此，二機部黨組研究後認為：對哪一種主張都不能壓，對專家們的分歧要進行疏導，要根據實際科研工作情況，依靠專家集體討論決定進退和取捨。據此，所領導組織力量對兩方面的攻關情況進行了檢查，發現啟爆元件聚焦研究打一炮有一炮的收穫，進展較快；炸藥透鏡聚焦研究進展也不錯，但因高低爆速炸藥研究難度比較大，存在不少問題。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61年7月，由九局副局長郭英會主持召開聚焦技術途徑決策討論會，朱光亞、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程開甲、鄧稼先、陳能寬、周光召等所領導和科學技術專家以及具體負責研製任務的科研人員參加了會議。經過充分討論，在認識基本一致的基礎上確定：產品內爆聚焦方式，以啟爆元件聚焦研究為主攻方向，炸藥透鏡聚焦研究為輔。

1961年下半年，啟爆元件聚焦研究繼續獲得進展的同時，高低爆速炸藥工藝的研究也有進展，實現炸藥透鏡聚焦也有把握。但是，用已掌握的工藝製成的高低爆速炸藥透鏡比較肥碩，體積大，太笨重，而王淦昌提出的泡沫炸藥工藝的研究客觀條件比較差，一時難以成功。經過再三研究決定：第一個試驗性產品內爆聚焦方式採用啟爆元件聚焦。由於決策的科學、民主、周到、穩妥，王淦昌雖然十分惋惜自己提出的方案未被立即採用，但最後還是放棄了炸藥透鏡聚焦方案，轉而和陳能寬一起指導青年科技人員設計、調整啟爆元件的工作——王淦昌倡導的泡沫炸藥等方案後來在70年代相繼研製成功，並在其後的核武器研製中派上了用場。陳常宜說，那時採用了座標一號方案，是因為我們當時的條件有許多限制，最後權衡利弊之後才這樣定的。實際上陳能寬的方案和王淦昌的方案後來都搞成了，都很好。

做出上述決策後，九所爆轟實驗室集中力量開展啟爆元件的設計和試驗工作，在約一年左右的時間內，打了百餘炮，設計除錯成功了第一個啟爆元件，並透過對爆轟傳播規律與驅動規律的研究，於1962年底完成了啟爆元件的定型。

谷才偉說，記得當時王淦昌先生想搞炸藥聚焦，陳能寬很為難，找吳際霖說他很不好辦。吳際霖說，他們有意見，不用管它，你不好談，我來講。後來開會拍板，上座標一號方案。王淦昌後來一直對吳際霖有意見，當然了，這都是工作上的，也很正常，他到1965年還在黨委會上說，我有意見，你不支援我搞什麼什麼。當時也沒人吭氣。

第77節：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窩裡（4）